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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效率 　　【摘要】金融危机充分暴漏了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降低银行风险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届关注的热点，但一味地降低风险也会带来效率的损失。本文以中国银行业为研究对象，首次研究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银行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偏低，适度的提高风险承担有助于提高银行效率。 【关键词】风险承担；银行效率；DEA模型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五大国际银行相继宣布破产，而银行体系的崩溃进一步引发了经济危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使得人们一度对银行风险避而不谈。降低银行风险水平、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成为监管结构的重要目标。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备受瞩目的巴塞尔协议Ⅲ，进一步将核心资本充足率从4%提高到6%。2011年G20会议则明确要求高盛、汇丰、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银行将被要求额外增加1%-2.5%的资本金。这些资本监管政策都体现了监管机构降低银行风险的决心。 然而，风险本身并不是“坏的东西”，公司主动承担风险或冒险的行为能提高企业的增长率和促进经济发展（John et al.，2008）。Fogel， Morck和Yeung（2008）的研究也表明大企业的波动（非稳定）可以提高GDP和资本增长。由此可见，适度的风险承担是十分重要的，不能简单地强调降低风险。一般来说，风险与收益是正相关的，想要更高的收益，就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 中国银行业平安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并不意味着中国银行业拥有很强的风险抵抗力，这可能是由于当时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低，且开展的业务类型较为单一，本身即面临着较少的风险。那么，中国银行业是否适度承担了风险？主动承担风险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的论断在中国银行业是否成立？这些问题都尚未有实证证据。 本文以2006-2011年的140家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回答以上问题，以期得到新的启示。本文首次从银行风险承担角度研究其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丰富了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效率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且为银行监管机构风险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 Brewer and Saidenberg（1996）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影响，当持股过低时，股东发挥的影响作用更大，从而倾向于冒险，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反而倾向于从事较低风险业务，但随着持股比例进一步增加，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此时银行又会倾向于承担较大的风险业务，即二者呈现U型关系。Demsetz et al.（1997）提出银行股东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而倾向于承担更多的风险，从而侵害存款保险提供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即存在道德风险。曹廷求、王营（2010）发现特许权价值、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和高管持股比例均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 John et al.（2008）通过对1992-2002年十年间跨国研究以及美国的单独研究发现企业可以通过适当的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企业的发展。Acharya et al.（2011）发现债权人权利保护程度好的国家和公司会限制风险高有价值的投资项目，这种投资风险水平的降低是非效率投资，有损价值提升。Fogel， Morck和Yeung（2008）的研究表明大企业的波动（非稳定）可以提高GDP和资本增长。 （二）银行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 商业银行效率测度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法两类。Benston（1965）提出参数估计法，主要以银行的规模效率和产品的多样化效率为分析对象，估计出生产边界函数中的参数。非参数估计法则主要指包含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Ferrell，1957），后被广泛运用于研究银行的效率。 国外很早就开始研究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Young（1998）以1984-1993年的数据对美国银行业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银行规模、业务集中度、人均营业费用、股权结构、不良贷款率等因素显著影响银行效率。Kunt等（1999）采用8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数据，以1988-1995年为样本区间进行实证回归。Berger和Mester（1997）的研究发现银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资产规模、市场集中度、资本化程度与组织形式。Harker和Zenios（2000）将从战略、战略执行、环境三个层面研究其对金融机构业绩的影响。 2000年之前，国内学者关于银行效率的研究大多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出现较晚。张健华（2003）运用DEA测量方法，选取股本、固定资产和各项支出为投入变量，以存款、贷款和税前利润总额为产出变量，计算中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