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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是加快城镇化转型强大动力与根本保障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能否顺利推进城镇化，不仅关系到我国能否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关系到我们能否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经历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在从1978到2012年的短短34年间，我国城镇人口增加了5亿4千万左右，比目前的美、英、德、法四国人口总和还多近2千万。这个令人震撼的过程，也是城乡面貌大为改变、人民生活大为改善、社会文明程度和国家现代化水平大为提高的过程。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这个过程，也伴随着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过快消耗，造成了城市污染排放的快速增长，形成了社会阶层贫富及享有社会公共产品服务差距的过度分化，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稳定面临严峻挑战。这说明，过去的城镇化模式存在增长方式粗放、社会包容性不足、环境友好程度不够的问题。这种模式已与中国的国情不相适应，与新时期人民对于发展的新期待不相符合。我们必须加快城镇化转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否则，不仅我国的城镇化难以持续，也会大大影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城镇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涉及到人口的空间转移、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演进乃至体制的变革。与之相对应，城镇化转型内容也十分丰富，它涉及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不同方面。具体来说，城镇化转型主要包括城市增长方式转型、城市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城市文化品格再塑和城市管理方式转型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这四个方面在城镇化转型中担当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应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以重点突破、协同推进的方法，加快推进城镇化转型。 要把城市增长方式转型作为城镇化转型的基础和核心 城市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聚集的中心，是现代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舞台。城市如何高效利用各类生产要素，以实现城市的增长，不仅关系到城市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城市增长方式转型的首要问题是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过去30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但这种增长相当程度上是以资源高消耗、资本高投入、污染高排放为代价实现的。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积月累，现已充分显现。如近年来经常连续多天覆盖中东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雾霾，就与城市经济的粗放式发展密切有关。 面对土地等资源要素稀缺性的增强，面对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人们日益觉醒的环境保护意识，必须尽快摈弃旧的发展模式，使城市经济发展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上来。 我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集合了大量的创新人才、创新机构和其他创新资源，最应该也最有条件通过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要创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在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要素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制定科技规划、支持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研究、组织国家重要战略领域研发、搭建创新平台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作用。 城市增长方式转型的第二大问题是城市空间拓展方式转型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2012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4.56万平方公里，2002-2012年年均增加19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5.8%，比同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快2.2个百分点。解决城市空间粗放扩张的问题，需要转变城市规划理念，使城市规划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要确立城市规划法律地位，强化其权威性、严肃性，切实转变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两张皮”、一任领导一种发展规划、大拆大建大手笔的状况。同时，要适当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加大旧城低层、低密度建筑改造力度，遏制工业建设用地普遍大手大脚浪费现象；对城市建成区内闲置、空闲土地，应由地方政府及时收回，用于储备或安排其他使用。 要把转变城市社会发展方式作为城镇化转型的关键着力点 城市社会发展问题是全世界都没有解决好的“老大难”问题。发展中国家是这样，美、德、法、英等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城市病中的顽疾，久治不愈，现在看来，治理“贫民窟”似乎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甚至发达国家同样存在不少突出的社会问题。从物质条件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校园枪击案的接连发生却清楚地折射出美国社会安全的脆弱性。新加坡是闻名全球的社会治理模范城市，在过去的40多年中，从未曾出现过社会骚乱。但就在2013年的12月8日，新加坡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骚乱。如果说如何建立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发展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的历史难题，这并不为过。 建立得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城市社会发展方式，既是健康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健康持续推进城镇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