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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想象、现实和文化生产 　　所谓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与精神归宿的某种致敬式的想象与憧憬。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国梦”，在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梦”一词正式接管了官方话语的核心表述，旗帜鲜明地对我们时代的政治主题进行了系统的布局和规划。“中国梦”首先作为一种符号话语出场，是对中国未来的某种修辞性表达。因此，在话语修辞维度上讨论中国梦的符号意义及其对应的艺术表征体系和文化生产机制，是本文思考的核心命题。 一、中国梦：一场符号化的大国政治想象 不同于以往的暴力途径，当前国际政治呈现出一种悄无声息的“符号战争”，其基本策略就是强调对特定政治话语符号的发明与构造，使其成为一个承载意义的符号载体。迈克尔·C.迈克吉（Michael C. McGee）将这种话语符号称为“意指概念”（Ideographs）① 。意指概念不同于一般的言语符号，而是意识形态借以发挥作用的特定的政治术语，比如全球政治场域中的“民主”、“自由”、“法制”、“启蒙”等，环境主义运动场域中的“健康”、“安全”、“进步”、“平衡”等。在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新政治运动并非是对前现代岁月的浪漫主义回归，而是强调对“现代价值的选择性激化”② ，尤其是对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意指概念的意义争夺和话语建构。意指概念致力于设定一个游戏规则，将所有事物都纳入到既定的秩序体系中。这一话语运作过程注定是排他性的，其目的就是要构造一个由特定精神意志规约下的政治文化场域，以此实现深层的政治合法性争夺与认同构造。比如，为了更大程度地获得对世界的支配权，西方世界在经济与军事支配体系之外，发起了一场意识深处的战争，“人权”这一意指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发明出来。西方国家的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重新构建世界游戏体系，并且以一种排他的、匿名的、生产性的话语方式确立“人权”的意义体系。由于占有对“人权”这一意指概念的命名权和解释权，附着在“人权”之上的话语体系不仅被生产出来，而且以一种隐性的方式作用于全球秩序的重构过程，这便是隐藏在符号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不难看出，一种政治话语要发挥其强大的社会控制潜力，最为有效的策略是对其进行概念化、符号化处理，这不仅体现为对意指概念本身的发明与构造，而且体现为对其命名权和解释权的牢牢占有。如同其它一切概念化表征的政治口号一样，“中国梦”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被生产出来，作为一种“指导精神”顺势进驻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层结构，发挥着传神而微妙的社会动员功能，即致力于在道德提升、价值规约、精神引领、秩序构建等层面“有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意指概念的“中国梦”，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符号化表征的结果，也是大国政治欲望的想象途径。纵观中国百年历史进程，严复、孙中山、毛泽东、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人都不遗余力地憧憬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蓝图，然而却未能在意指概念上给出符号化的提炼和表述。从修辞学来看，“中国梦”的符号化过程具有积极的社会动员意义，政治话语至此获得了一个意涵丰富的概念载体，这使得基于符号修辞学维度的意义填充和意义争夺过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作用于公众的意识深处，在心理认知和社会行为层面发挥着强大的认同构造功能。 谈及中国梦，不能不提及美国梦。从符号学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的关联性信息，虽然不显现于文本之中，但却隐隐地影响着解释行为，这种关联性的社会约定或文化内容构成了符号文本的伴随文本③ 。符号的意义生产，离不开其所处的语境关系，一种常见的语境就是文本与其伴随文本所搭建的语境关系。④ 这里，“美国梦”是“中国梦”的一种伴随文本，中国梦之所以成为备受关注的符号载体，总是或明或暗地指向了美国梦正在践行的话语构成及其想象体系。因为美国梦已经被证实是一套成熟的文明话语体系，因此间接地铺设了人们对中国梦的认知框架，这也促使我们有理由憧憬中国梦蓝图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而这正是伴随文本之于文本自身的隐性对话作用。 二、在现实维度上编织可感可触的中国梦 什么是中国梦？目前尚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界定。如果说美国梦强调个体的梦想，中国梦则更强调集体的梦想，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进一步审视中国梦的话语逻辑，更像是宏大叙事的一次抽象“着陆”。在官方的解释话语中，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这一表述虽然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蓝图，却很难让人联想到这种“美好状态”所对应的具体的想象路径和实施手段，因此难免显得空泛而模糊。相比较而言，美国梦其实就是美国人的梦，是对美国价值观的微妙临摹，具体对应于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基质——财富、成功、自由、民主、平等、合作、爱国、人权、世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