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视角下见危不救犯罪化思索.doc

刑事政策视角下见危不救犯罪化思索 　　摘 要：见危不救犯罪化除了要考虑刑法与道德的关系，还要考虑刑事政策的需要。从各国的刑事政策来看，见危不救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分水岭。为了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当前中国不宜将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见危不救犯罪化。 关键词：刑事政策；见危不救；犯罪化；社会本位；个人本位 见危不救犯罪化是我国刑法学界经常讨论的话题，而讨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刑法与道德的关系。不可否认，见危不救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具有道德与伦理上的义务违法性和可责难性。至于这种伦理道德诫命规范能否犯罪化，除了要考虑刑法与道德的关系，还要考虑刑事政策的需要。 李斯特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原则的总和。刑法如何设制定罪规范，最终取决于刑事政策。刑事政策表现在犯罪化问题上，就是定罪政策。所谓定罪政策就是刑法设制定罪规范的政策。定罪政策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如何编织刑事法网，刑事法网伸展到何处，即犯罪圈（打击面）划到多大，以及刑事法网的疏密程度怎样。“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不同的社会政策导致不同的定罪政策。具体到见危不救，不同的社会对于犯罪化的态度即定罪政策也是不一样的。 一、美国见危不救的定罪政策 1964年，美国纽约州皇后区，一个叫基蒂·吉诺沃斯（KittyGenovese）的妇女在遭到他人持续攻击后求救了将近半个小时，最终在她的公寓楼外被杀。事后得知有38位邻居听到了呼救声，并从公寓的玻璃窗内目睹了整个施暴过程，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事后美国警方没有追究这38位邻居的责任。 在普通法中通常没有救助陷入危难之人的义务，即使这样的救助可轻而易举的完成。例如，即使看见游泳池里有个快要淹死的小孩，或看见有人将要掉入一个未掩盖的出入孔，也无需伸手援助，或出言警告。原因在于，美国是相信纯粹自由主义的国家，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本位，相信人格独立、个人自由，认为并不是所有采取行动的道德义务都会产生一个相应的法律义务。除少数有限的几个特例外，一个人并没有为处于危险中的人提供帮助或者进行营救的刑法义务，尽管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处于危难中的人将可能会丧失生命。这就是所谓的不作为一般规则。 当然，对于不作为的一般规则，美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存在一些反对意见。比如，有学者认为，“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一个人发现自己和一个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可以获得帮助的可怜人待在一起，那么他应该有进行帮助的义务，而无论这个人是否是他的妻子、情人抑或是妓女或大法官。”另外，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认同这个冷漠的不作为规则将可能导致人们对社会刑事司法的轻视。相反，一个要求人们对危难中人提供帮助的规则将提升整个社会的和谐度，并且一些不法行为人考虑到社会中有其他人干预的话，可能会停止一些事先设计好的犯罪行为。同时，少数州制定了“好撒玛利亚人法”（theGoodSamaritanrule）。该法将行为人在特定情况下没有帮助危难中人的行为视为犯罪，当然，通常是一种轻罪。例如，佛蒙特州法律规定，一个路人“明知他人处于严重的身体伤害”而没有提供任何“适当的帮助”，且这种帮助不会给路人带来危险或威胁，那么这种行为将构成违法，除非当时有其他人正在提供帮助。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支持不作为的一般规则，认为见危不救通常不能认定为犯罪。主要观点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利益负责，而不应该期待他人的援助；大多数人会出于道德的义务帮助其他人，没有必要运用法律进行干预；个人的干预会将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旁观者可能没有察觉不需要干预的情形，并且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新问题；征服攻击者或者营救人质是警察的职责，个人因缺乏身体能力和专业技术而将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哪些情况个人应该干预，其行为需要满足救助他人的义务，这很难清晰地予以定义；因人们的不作为而产生的刑事诉讼将加重刑事司法体系的负担。这些理由中，最主要的是第一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利益负责，而不应该期待他人的援助。这一条指出了美国社会个人本位的价值观。 二、欧洲国家见危不救的定罪政策 在欧洲，自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现代法治已经形成，为了平衡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的矛盾，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在立法中开始体现，法律与道德在某种程度上呈合流之势。一些自称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见危不救罪”的规定。 例如，《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且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时，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科75000欧元罚金。”“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前款同样之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