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认识论视域中格物问题.docVIP

先秦认识论视域中格物问题【内容摘要】《大学》中的格物概念尽管与古代宗教中“德能致物”的说法有其历史渊源关系，却也有重要差异，它已经不是古代宗教中的思想而属于战国时期的认识论的领域。本文从先秦认识论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思想史上众说纷纭的格物概念，并依次分析了格物概念中所包含的接物、感通和度量等不同义项。 【关 键 词】德能致物；来物；接物；感通；度量；格物。 【作者简介】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格物致知”是《大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不同诠释曾对宋代以后的儒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就为学路向而言，理学和心学分歧的关节点就在于对格物致知概念的不同诠释[1]。同时，在中国思想史上，很少有概念像格物致知一样引起了如此众多的歧见，据刘蕺山讲，仅明代以前关于格物致知的解说就有七十二种之多。由于格物致知与儒家义理的发展密切相关，单纯的文字训诂并不足以揭示这一概念的思想内涵，故裘锡圭先生另出新意，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训诂学的一般方法”，而必须“以先秦时代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对古人关于知与物的关系的思想做比较全面的考察”[2]。此一建议可谓别开生面。但是，在拜读了裘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却有意犹未尽之感。因为裘先生对于从古代的“德能致物”到战国时期格物致知的历史转变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分析，而这恰恰是理解格物致知的关键之所在，因为战国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将在借鉴裘先生历史意识的基础上，结合《大学》文本的内容，从先秦儒家认识论形成与发展的角度解读格物概念的渊源与内涵，以期对于此一问题的理解有所裨益。 一、德能致物：古代宗教问题 还是认识论命题？ 裘锡圭先生在总结了先秦典籍中有关德能致物的各种说法后，指出上古时期的致物说和《大学》格物概念存在历史联系[3]。这是一个重要提示，它打开了致知格物这一概念的思想史维度，提醒我们从早期思想演变的角度去观察格物概念的形成过程，以搞清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但是，裘先生对于德能致物与古代认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格物致知概念的历史关系的解释，却不无商榷之处。他说：“德能致物的思想，也应该溯源于生而知之者与物的关系。生而知之者既然能知物、名物，当然也应该能致物。”[4]按此理解，在生而知之与德能致物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生而知之似乎是致物的原因。这样一来，德能致物的问题便被纳入了认识论的视域。所以，他又说：“从以上所说可以知道，在古人关于知与物的关系的思想方面，致物是一个重要题目。《大学》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正是说知与物的关系的。”[5]这里更明确地将“致物”与《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一并归结为古代的认识论命题。 可是，笔者以为，德能致物的前提主要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古代的宗教的天命信仰。因此，德能致物问题主要不应置于古代认识论中去考察，而应置于古代宗教中加以理解。《尚书·吕刑》曰： 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文中十分清楚，“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三项功业，乃是“皇帝……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的结果，“主名山川”与“伯夷降典”和“稷降播种”一样，都是天命的体现。古代宗教中与天命观密切相关的是“以德配天”思想，引文中所谓“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表明了这一点。另外，《国语·周语中》曰：“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将自至。”《吕氏春秋·开春》曰：“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凰、圣人皆来至矣。”《周书·常训》曰：“九德有奸，九奸不迁，万物不至。”前二者是从正面说明明德致物，后者则从反面说明“万物不至”的原因在于“九德有奸”。根据西周的天命观，德是上天降命的主要依据，而德本身也具有相当的神秘性，《尚书·君陈》说“菽稷非馨，明德惟馨”，《尚书·酒诰》说“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表明德具有一种特别的香气，可以上达于天帝，成为天降命的依据，《尚书·君奭》和《国语·周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在天与德的关系中，天命乃是终极的决定力量，而德则是受命之原因，而名物也好，致物也好，降典也好，均是天命之体现，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并列的因果关系。因此，将名物能力视为致物的原因，恐与古代思想的实际不符。 另外，对于名物这种生而知之的能力与认识论之关系，也需进一步辨析。前引《尚书·吕刑》有“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之说，《国语·鲁语》《礼记·祭法》说“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周书·太子晋》说“公能树名生物，与天道俱，谓之侯”。在上述文献中，禹、黄帝等人似乎有一种生而知之的能力，天生就能知晓某些事物的名字。生而知之的说法在古代思想中渊源有自，孔子也肯定有生而知之者，但并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