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对策.docVIP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对策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的近40年，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得到迅速发展，但国际货币金融的治理相对缺失。本次金融危机虽然存在金融市场微观层面和货币政策宏观层面的众多原因，但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则是全球层面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危机的发生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一次总的暴露。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已是国际社会的重大议题。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真正难题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教授认为，对国际储备货币的信心问题、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问题和流动性问题，是任何一个国际货币体系实现有效运转都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相对这些一般问题而言，源自国际货币发行国政策变化的国际汇率波动，以及一定程度上由汇率波动驱动的短期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影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加深过程中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给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对关键国际储备货币的信心问题正在加深，隐含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巨大的不稳定性和崩溃的可能性。 1960年，著名国际金融专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最先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内在矛盾及其崩溃的必然性。特里芬认为，如果关键货币国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其他国家就无法拥有足够的储备，从而无法支持贸易和交易的扩张，进而导致经济停滞。世界储备适合的增长速度，只能通过关键货币国家债务的不断增加来实现，这会加重对该国清偿债务能力的怀疑，特别是当债务超出其不断减少的黄金储备时。这就是特里芬两难(Triffin Dilemma)。今天特里芬两难仍然存在，问题的核心变成海外积累的美元债务正在超出美国不断衰减的财政能力。 笔者认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虽然与发展中国家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有关，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美元，或美元的过度强势地位与美国经济基础由强转弱的内在矛盾，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其次，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缺失，国际浮动汇率制度无助于国际收支调节，反而加深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全球流动性的供求矛盾。 当美国通过美元的特殊地位维持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无法要求美国做出任何调整。当发展中国家成为债权国，而国际货币发行国通过发行货币支付商品和债务时，传统的国际收支调整机制处于瘫痪，IMF尚未找到新的调节手段。 再次，传统意义上的流动性供给问题，已经转变为结构性的储备资产供给问题。 储备资产的积累和使用主要源自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如果仅仅反映中短期经济周期的差异，那么国际社会无须担心，因为对外不平衡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国民福利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平衡如果反映的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不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做出的审慎反应，那么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将成为改革的核心。但是对国际社会最为棘手的是，国际收支或世界经济不平衡反映的可能是国家和地区间财富创造能力的差异。 当代真正的难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的资本和技术与不流动的劳动力和技术相结合的国际分工，已经造成了实用产品生产能力全球布局的结构性失衡。拥有更高实用产品生产能力的国家正在将他们的剩余产品借给现期和未来的实用产品生产能力都在下降的国家，其中大部分合约（外汇储备资产）会面临系统性的违约风险。这是当前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的结构性根源，也是国际社会亟待破解的难题。 三种改革方案均各有不足 国际社会基本认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对美元储备资产的过度依赖。因此除了当代金融发展和金融压抑理论的奠基人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以外，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大部分思路都是如何减少或尽可能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如何减少或尽可能摆脱过度依赖美元的方案又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以蒙代尔、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周小川、联合国专家委员会等为代表的从特别提款权（SDR）走向单一世界货币的方案，其中大部分只是粗线条的构想。 这些方案的短期举措主要有三项内容，首先是给发展中国家分配更多SDR以消除其积攒外汇储备的动机。其次是建立替换账户,即各国央行如需出售美元国债，可以通过替换账户向IMF交换SDR，而无须在市场上出售。最后是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方面主张惩罚盈余国，以促进消费需求从赤字国向盈余国的转移，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 这一短期方案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是其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具有内在不对称性：只惩罚盈余方，不惩罚赤字方；只对付通货紧缩，不对付通货膨胀。其次是给发展中国家更多SDR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 这些方案的长期举措是更多发挥SD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