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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家庭与他们大学梦 　　离开自己的村庄 古老的村庄木竹坝村位于深处中国内陆的陕西省，在北京西南900英里（约含1448公里）处。村庄在一座陡峭的山上，那里树木茂盛，俯瞰着一个险峻的山谷。在谷底的小溪旁，有稀稀拉拉的几英亩平地，直到最近，才被分做花园大小的耕地，种植稻米、玉米和蔬菜。 村民们是靠种地糊口的庄稼人。除了最年幼的孩子，所有人都从早劳作到晚，他们种植、除草、手工浇水，并收割稻米、玉米和蔬菜来养活自己。在山谷弯曲上升的地方，他们也建造了并维护着三英尺（约合0.91米）宽的梯田。梯田的上方是高耸入云、覆盖着森林的山峰。 曹渭平现在39岁，她在村里读小学一二年级时认了一些字。但是，三年级以上就得去山谷另一端的一个大村子上学，要走七英里的路，于是曹渭平在三年级就辍学了。曹渭平的丈夫吴业兵现年43岁，他在山的另一边一个同样贫困的村子里长大，完全没有上过学。 他们很早就结婚了，他们的女儿吴曹英出生时，曹渭平才刚满20岁。吴曹英蹒跚学步时，他们开始担心，如果以后女儿每天也得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学的话，难免会辍学。所以，就像过去20年里几亿中国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决定离开老家和亲戚。 曹渭平说：“村里所有父母都想让孩子上大学，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吴曹英读中学时，对于木竹坝山区清澈空气的记忆就很模糊了。她的家搬到了陕北平原上的采煤镇罕井，在他们老家东北方近300英里处。 父母和女儿错位的梦想 在罕井镇，吴业兵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下到煤井里去，为了每月500美元（约合3115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不见天日的坑道里、令人窒息的烟尘之中，他费力地端起电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供女儿上学。 在苹果成熟的5月和6月里，他的妻子曹渭平每天在果园里从日出辛苦工作到日落。她每天挣12美元，工作是把树上的约3000个新鲜苹果逐个包裹在塑料袋里，使它们免受昆虫危害。一年里的其他时间，她兼职做商店店员，每天挣几美元，全部都用于他们女儿的教育费用。 吴业兵和曹渭平在将近20年里，都住在一座200平方英尺（约含19平方米）的拥挤而漏风的房子里，从未拥有过一辆车，从不度假，也从未见过大海。为了节省公交车费和送礼钱，也为吴业兵能够在煤矿里挣到额外的假日加班费，他们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回老家的村庄过年。 多亏这些付出，他们19岁的女儿吴曹英现在成了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她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数千万大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他们父母在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吴曹英的父母如此努力地工作，他们却不敢保证付出能够有所回报。吴曹英对于继续上学感到很矛盾，因为学费和食宿费用加起来超过了他父母年收入总和的一半。作为一名成绩中等略微偏上的学生，她想要辍学，去找份工作挣钱。 “每次我女儿打电话回家，她都会说：我不想继续上学了。”曹渭平说，“我会说：你得继续学下去，我们老了之后得靠你照顾。她就说：这样压力太大了，我不愿去想所有这些责任。” 吴曹英梦想着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知道许多毕业生都最终失业。“我想自己或许能开一家小公司。”她说，但她承认缺乏这方面的资金和经验。 家庭的教育负担 西方国家的许多家庭为了孩子上学做出牺牲，存钱供他们念大学，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更好地生活。但很少有西方家庭的努力，可以与中国低收入父母为让孩子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相比。 对于中国的农村父母来说，每一年的高等教育要花费6-15个月的劳动所得，而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拿到奖学金或其他政府财政补贴很不容易。在美国，私立大学平均每年所需费用，差不多等同于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而州内公立大学的开销相当于6个月的收入。此外，一个每年拿出一半收入供一名孩子上大学的美国家庭，其另一半收入所具有的购买力比一个年收入少于5000美元的中国农村家庭要强。 压在中国父母身上的重担不仅仅是大学的开销，他们从开始就面对着送自己的孩子进入小学、初中和高中所需的费用。许多家长还聘请了家教，令他们的孩子可以在高考中拿到足够高的分数。 然而，大学学位已经不能再保证一份高薪工作，因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两番。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制造大学毕业生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现在每年有800万学生从高等教育机构拿到学位。 像吴曹英这样的年轻人，在毕业时是否能够找到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甚至是一家人的工作？这将是一个问题。 吴曹英的中学生活 吴曹英以前上学的村里学校，教的几何和代数，比美国多数七年级学生学的都更难一些。她还在学习地理、历史和科学，但是英语是个问题。这门科目越来越重要，想要读稍微像样的大学，就得学好英语。 村里曾有一名英语老师。吴曹英从四年级开始学英语。但是后来老师离开了，所以她在五年级和六年级都无法学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