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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和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2010年起，中国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的持久性远超过人们的预期，危机中所暴露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问题值得深思。因此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就成为了亟须解决的问题。从当前的宏观和微观环境来看，以金融助推消费升级、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是新时期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际对比彰显 中国消费增长的巨大潜力 投资、消费、出口一直被誉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三驾马车”的拉动力量分化越来越明显。从GDP的构成情况可以看到，2000年以来，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投资和出口所占的比重则逐渐上升；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受到冲击，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发明显，居民消费在 GDP中所占的比重则降到了35%以下。这与成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有明显差异。 而从美国和日本GDP的构成情况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消费一直在美国和日本的GDP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0% 以上，日本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另一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其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上升的趋势。这表示，伴随着经济模式的成熟与经济结构的日渐合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反观中国现状，我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明显偏低且发展趋势不甚合理——这些结果一方面展示了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未来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无限潜力。 政府政策为消费金融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013年我国的人均GDP已达6629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随着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也由原来的生存型向现在的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居民的消费升级步入快车道。消费的升级必然会带动产业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届政府已经高度重视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李克强总理在年中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研究部署了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其中明确提出不仅要“助推消费升级，创新金融服务，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大宗耐用消费品等信贷需求”，还要“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消费金融具有额度小、办理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在风险控制系统的支持下，无抵押的消费分期付款业务能大大提高城乡中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与创收能力，进一步帮助各收入阶层的消费者享受现代金融产品带来的便捷生活，享受普惠金融。为了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银监会在11月22日正式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增加了允许境内非金融企业作为主要出资人，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以促进消费金融公司股权多样化，以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和消费金融优势资源，扩大了消费金融公司的资金来源；允许消费金融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异地业务，放开营业地域的限制；这些都为消费金融公司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微观数据揭示 消费金融发展的广阔空间 2009年初，美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是企业（非金融、非农场）持有的金融资产的2倍以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各种金融产品开始成为居民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在居民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复杂，而我国家庭对消费金融的参与情况还和美国存在极大的差异。 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于2011年在全国24个城市开展了《中国城镇家庭消费金融调查》，其微观个体数据向我们展示了消费金融发展的广阔空间。 根据该数据计算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家庭的负债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家庭的负债总额和负债的参与率都不高，即使金额最高的房贷也仅仅占到总资产的4%。而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理性的家庭应该合理地选择负债来平滑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消费，例如对于28～35岁的青年家庭正处于结婚生子阶段，面临买房、生子等人生重大的开支，但这些家庭的主要成员往往刚完成学业步入工作岗位，还没有充足的积蓄来满足这些消费，这时就可以充分利用各种信贷工具提前消费，然后用中年阶段工作的收入来偿还贷款，通过信贷工具将中年阶段的一部分消费转移到了青年阶段，不至于因为积蓄的不足而推迟一些人生目标的完成。但我国还有大于三分之一的家庭从未利用各种信贷工具，来最大化地合理配置不同生命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