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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学》 [美]沃尔特·李普曼大洋中有一个岛屿,1914年时，那里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不通电缆，英国邮轮每60天来一次。到了9月，邮轮还没来，这些岛民谈论的话题仍是最后那期报纸报道的即将对卡约夫人枪杀加斯东·卡尔梅特一案进行审判的消息。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他们抱着非同寻常的急切心情全都涌向码头，想听那位船长说说做出了什么样的裁决。但他们得知，6个星期以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协约的尊严正在同德国人作战。在这不可思议的6个星期中这些岛民仍像朋友一样相处，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敌人。不过，他们的处境与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处境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们弄错了6个星期，大陆上的人们可能只间隔了6天或6个小时。但是确有一段间隔。在那个时刻，人们照常各行其事的欧洲景象，与即将打乱他们生活的那个欧洲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在那个时刻，每个人仍在适应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环境。迟至7月25日，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生产不再有可能装运的商品，仍在购买不再有可能进口的货物，仍在谋求职业，仍在盘算生意，仍在抱有希望和期待，总而言之，世界一如既往。人们仍在著书立说描绘那个世界。他们信赖自己头脑中的那幅景象。更有甚者，4年以后，一个星期四的早晨传来停战消息时，人们感到了难以言状的欣慰—屠杀结束了;然而，就在真正的停战到来之前的5天之内，尽管已经庆祝了战争的结束，却仍有数千名青年死在了战场上。 追溯既往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认识我们仍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时是多么地迂回曲折。我们可以看到，它带给我们的消息时快时慢，但只要我们信以为真，我们似乎就会认为那就是环境本身。牢牢记住我们当下采取行动时所依据的信念会比较困难，但在论及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的时候，我们却会自以为很容易地就能看出，他们一本正经置身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景象是多么荒诞不经。出于优越的事后聪明，我们会坚持认为，他们必需认识的那个世界和他们曾经认识的那个世界，经常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我们还能看到，他们在一个经过他们想象的那个世界上进行统治和战斗、从事贸易和改革，但他们却给这个现实的世界带来了后果，或者什么也没带来。他们动身去印度却发现了美洲。他们看到万恶淫为首却要绞死一个老妇。他们认为只卖不买就能发财。一个哈里发为了服从他所认为的真主的意志，竟然烧掉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 大约在389年，圣·安布罗斯撰文陈述了柏拉图山洞里那个坚决拒绝回心转意的囚徒的情况。“讨论尘世的性质与境况无助于我们对来世的期望。记住《圣经》的教喻足矣。‘神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第二十六章第七节)。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争论神究竟是把大地吊在了空中还是放在了水面?为什么还要争论那稀薄的空气如何才能托住大地，或者飘在水面的大地何以不会沉人水底?，……并不是因为大地处在中间，好象悬浮在平衡状态，而是因为全能的上帝靠他的意志的法则而强力使然，从而变动荡和虚空为持久的稳定。” 它无助于我们对来世的期望。记住《圣经》的教喻足矣。为什么还要争论?但在圣·安布罗斯弃世一个半世纪之后，舆论仍在这样的场合为了截然相反的问题而烦恼。一位名叫科斯马斯的僧侣，以其科学成就而闻名于世，因而受托写作一部基督教地形志，或日“基督教对世界的看法”。显然，他十分清楚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因为他的所有结论全都以他所研读的《圣经》为依据。因此，世界看上去成了一个单调的平行四边形，东西之宽为南北之长的两倍，平面中心是被海洋所包围的陆地，大洪水之前人类就住在那里。其余的陆地则是诺亚的避风港。北方是一座高大的锥形山，日月环绕此山运行，太阳绕到山后就是黑夜;天空粘在地缘;四面高墙汇成一个穹顶，这样，陆地就成了宇宙的地板。天空的另一面是一个大海，形成了“天外来水”。天海和宇宙极顶之间的空间就是天堂;天地之间则住着天使。最后，既然圣保罗已经说过，人们生来全都住在“大地的正面”，他们怎么可能住在所谓正相对应的反面呢?“我们被告知，由于这样一段细节赫然在目，一个基督徒就不应当‘还去谈论什么对应面’。” 他根本就不应当涉足那个对应面，任何身为基督徒的君主都不应当给他一条船以便试个究竟，任何虔信基督的水手也不可能想去试个究竟。对于科斯马斯来说，他的天体图毫无荒诞之处。只要记住他的绝对信念—这是宇宙的地图，我们就会开始明白，他将多么害怕麦哲伦或是皮里那样的人物，以及冒着与天使和苍穹相撞的危险升到7英里高空的飞行员。同样，只要记住几乎每一个政党都会深信不疑自己为对手所描绘的画像—它认为那就是真相，但那并不是真相，而是它想象中的真相，我们就会完全理解战争与政治的暴烈。因而，它会像哈姆雷特一样击杀瑟瑟发响的帷幕后面的波洛尼厄斯，以为他就是国王，也许还会像哈姆雷特一样接着说道: 别了，你这可怜、卤莽、多管闲事的傻瓜! 我还以为你能过得更好;这都怪你命运不济。2大人物——即使终其一生——照例都是通过一种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