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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唐诗英译和莎士比亚汉译 　　摘 要： 在中西翻译著作形成巨大文化逆差的背景下，唐诗英译和莎士比亚汉译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本文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分析讨论了此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下的唐诗英译应考虑译介方式，考虑效益和受众，使汉语经典的英译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关键词： 全球化语境 唐诗茨译 莎士比亚汉译 唐诗是中国诗歌创作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西交流中，从18世纪起，开始有英国学者将唐诗译成英文，英国汉学家、诗人詹尼斯（S·Jenyns）首先进行了大量唐诗英译实践。自19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日渐频繁，许多中西学者致力于唐诗英译工作。比如戴维斯爵士（Sir·Davis）、翟理斯（H·A·Giles）、庞德（Pound）、杨宪益、许渊冲等。进入二十世纪，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唐诗英译的行列，中国学者成为唐诗英译的主力军。孙大雨、许渊冲、陆佩弦、王宝童、罗志野、王玉书、徐忠杰、张廷琛、刘柏丽、谢文通、唐一鹤、郭著章等人英译了唐诗（吴均陶2012.1）。据统计，200余年来共有13000多首唐诗被翻译成英文（吴均陶2012.2）。关于唐诗英译的理论研究，成为中国译界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在中西翻译著作出现巨大的文化逆差，中国翻译西学几乎是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五十至一百倍（王岳川2004）的背景下，唐诗的英译别有风景。 再看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汉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算没有经过改译、重校而以莎士比亚全集之名和重印出版的众多版本，仅翻译或经过改译、增补、重校的《莎士比亚全集》就有6套，分别是朱生豪等译（1978年人民文学版）、朱生豪、虞尔昌译（1957年台北世界书局版），梁实秋译（1967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朱生豪等译（1997年新时代版），朱生豪等译（1998年译林版），方平主编主译（2000年河北教育版）（李伟民2004）。在译莎的同时或稍后，对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研究随之开始。自十九世纪起，以朱湘和梁宗岱为代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被大量翻译成汉语。此后，不断有专家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迄今为止，国内已至少有九个全译本：屠岸译本；虞尔昌译本；梁实秋译本；杨熙龄译本；梁宗岱译本；曹明伦译本；辜正坤译本；阮珅译本；金发燊译本等。（张成智、宋洁2012） 二者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唐诗的英译既有英国学者、诗人，又有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占了绝大部分。唐诗英译的出版，大多为中国出版社出版。 莎氏作品的汉译全部由中国学者完成，中国出版社出版，迄今尚未发现有英国学者翻译的莎氏作品在中国出现。 似乎有这样的印象。英语国家的学者好像对自己的文化经典，莎士比亚作品的推介并不十分积极，反倒是我国的学者既热衷于汉译英语经典，如莎士比亚，又热衷汉语经典，如唐诗的英译，对民族文化经典的对外译介显得更积极、主动。 探究此种现象背后的原因，给予合理的解释，也许能给我国的唐诗英译研究增加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深入认识全球化语境下唐诗的对外翻译。 先讨论英国学者为什么好像并不热心将自己的优秀文化经典推向汉语世界。 可以假设几种可能：1.英国人不认为莎氏的诗作足够优秀，值得向外推介。2.英国学者自知汉英双语功力不够，尤其是对汉语的把握，尚不具备把自己国家的经典诗歌作品译成汉语，向汉语世界推介的能力。3.英国人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对外译介有着不同于我们的认识。 根据常识大体可以排除第一种假设。莎氏在英国人心目的地位，毋庸置疑，丘吉尔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宁可失去50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莎氏作品的价值举世公认，众多中国学者争相将其译成汉语，向中国人推介就是明证。 不能排除的是第二种假设。毕竟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对汉语深层的理解把握，尤其是古典诗歌，没有相当的汉语学养，很难进行英汉对译。 第三可能假设最值得我们思考：民族优秀文化的译介传播是否有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国力的强盛，其民族的优秀文化自然会得到其他民族的欣赏。正像美国大片在中国的传播一样，是以强大的国家影响力为基础的。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人为推介的作用，但由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以及经典作品本身的价值两项组合而形成的综合力量，在文化的传播中，比人为的推介显示出更强大的力量。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汉译过程就说明了这点，英国人自己没有做特别的汉语推介，但随着英国影响力的扩大，英语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莎士比亚得到全世界各民族的喜爱，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实际上，文化的传播，民族经典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其自身规律。既有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民族习惯的文化体系的因素，还有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诸如语言、文字、信仰、价值系统、风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