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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亩三分地里蓬勃生长 　　“青豆书坊”这个名字透露着一种小清新的气息，正如青豆书坊总编辑苏元所说，在出版社、出版公司层出不穷、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希望这个公司能够充满新鲜感和活力，“像青豆一样绿油油的，蓬勃生长”。和所有出版人一样，苏元也有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但她并不追求很大很张扬的成就，“我给公司的定位就是小一点，在一个小小的书坊里，精心耕种好这一亩三分地，这样就行。” 人文社科类：立足于大众普及 苏元原先供职于中央编译出版社十年，作为社长助理的她，自感终究不适应出版社的体制，在2007年与朋友合作成立了青豆书坊，离开了传统出版社。由于之前在出版社长年做人文社科类图书的经验传统，在青豆书坊成立之初，苏元策划了一批人文社科类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出版是以学术书为主导的，所以对学术前沿比较敏感，我在编辑这类书籍方面也比较有经验。而且除了做高端的学术著作之外，自己也一直想做有关学术普及、文化普及类的书。”跳出了体制，自己经营起出版公司，苏元坦言，首要考虑的是公司的生存，但“我并没有一定要做哪种书的特别强烈的愿望，但还是想做一些学术、文化普及类的书。” 《沉思录》是苏元在青豆书坊策划的一部颇受市场欢迎的作品，这是公元2世纪后期古罗马传下来的一部个人哲学思考录，主要思考人生伦理问题，兼及自然哲学。本就有着丰富的社科图书编辑经验的苏元，自然知晓这本书本身所具有的高品质，而很特殊的是，温家宝总理曾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提到这本书是他“读了百遍的案头书”，让她敏锐地感觉到这本书背后所蕴藏的巨大市场。“这本书的成功算是有点特别，有一定的名人效应，再加上本身内容不错，所以很快我们就将它策划出版。”而借助国家领导人的推荐效应，《沉思录》也得以成为青豆书坊普及学术及文化的一次成功尝试。 正因为定位于大众普及，所以出版作品紧贴大众的现实需要，成为青豆书坊做书的一个基本标准，“我们的理念就是，不管做什么，都要尽量跟现实有更多关联。”比如《老师的谎言》这一部历史学著作，是一位历史学家梳理美国教科书上存在的问题，“虽然内容讲的是美国的故事，但对于中国也有借鉴，因为国内教科书的问题也很受关注，所以这个话题能够和现实产生关联性，在一定范围内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苏元介绍，近期青豆书坊正在做的另一本颇具特色的书，《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也是历史类的作品。李敦白可以说是同白求恩、斯诺等人一样为国人所熟知的国际友好人士，自二战期间来到中国之后，直至文革时期都是风云人物；上世纪80年代返美之后，依然致力于中美的友好交流。《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对李敦白所做的一次全面的口述历史记录，“虽然主人公已经很中国化了，但毕竟还是一个美国人，他的视野总是有所参照，所以对中国的现实也有借鉴意义。” 教育教养类：青豆书坊的半壁江山 虽然青豆书坊的开山之作是社科类书籍，但现在，教育教养类图书占了其出版物的一半比重。当时起念开辟教育教养版块，跟苏元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着莫大的联系，“那时候差不多就是在青豆书坊刚成立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正出现一些不好管教的问题，我因此接触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与此同时，苏元参加了一些亲子俱乐部，在与其他父母的交流过程中，更深感中国家长对于教养类书籍的需求，“我觉得中国家长在教育理念上和具体操作层面上都存在比较大的缺失，而国外比如欧美在这方面已经研究了好长时间，所以国外的家庭教育方面的书籍对于国内家长有很大的帮助。” 从自己为人母的教育需求出发，让苏元在挑选教养类选题时也更能体会读者的需要，大批国外优秀的教养类图书被青豆书坊引进国内出版，像《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如何说，孩子才肯学》、《如何说，孩子才能和平相处》、《如何才能让男孩有条理》、《父母的觉醒》等，都受到了国内家长的好评。苏元说，通过几年教养类图书的策划出版，她发现，虽然国内外的文化背景有差异，但在教育孩子时，所面对的问题和情况很多都是一样的，“比如，书中介绍到美国人在与孩子沟通的问题时，情形跟我们几乎一模一样，家长着急了也会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给你说多少遍了，怎么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这类书籍，在编辑过程中几乎无需再做特别的修改，就能直接面向读者，也很容易与中国读者产生共鸣。 另一方面，西方的教养方式比较注重研究人的心理，比如青豆书坊最近推出的《父母的觉醒》，就是在分析成人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时，追根溯源地探究父母的童年经历，有些父母在童年的遭遇或创伤，有可能会投射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在找到了心理深处的诱因之后，再针对性地进行引导治疗。苏元说，对心理学的专注是中西方在教养上的最大区别，但通过近两年引进的此类作品的增多，家长们也都慢慢认识到，从心理层面去关注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