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作品译介与阅读活动时政罹难-1966—1976年.docVIP

外国文艺作品译介与阅读活动时政罹难:1966—1976年 　　[摘 要] 回顾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而在1966—1976年间，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被迫中辍，文人学者们也在此期间留有难以磨灭的外国文艺图书的禁锢回忆。 [关键词] 外国文艺作品 译介和阅读 1966—1976 1966年8月，时值“文革”初起，在“红卫兵”破“四旧”行动兴起之时，即是我国各地的古旧书店业务告停之日。曾经见证其事的马嘶、陈诏、周岩历数道： 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以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蛊惑下，一夜之间，“红宝书”以外的书，几乎全部成了十恶不赦的“封、资、修”，于是烧书之风骤起。在这种情势下，古旧书业也便销声匿迹，延续了千百年的中国古旧书业，几乎是广陵散绝响了[1]。 “文革”政治风暴掀起后，古旧书被视作“封、资、修”的大毒草，古旧书店成为“贩卖毒草”的大黑店，霎时间，全（上海）市旧书店全部关门大吉，从业人员全部参加“斗、批、改”。除维持极少量的收购业务外，整个旧书业处于窒息状态。与此同时，散布在民间的旧书和古籍，更受到空前荼毒，有被毁的，也有自焚的，难以数字计，从此上海旧书业受到致命打击，一蹶不振[2]。 1966年6月—1976年12月，“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古旧书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书店曾被诬陷为“三家村”黑店，琉璃厂、隆福寺多处古旧书刊收售门市部被迫关门，收售业务全部停顿。企业大量亏损，职工人心涣散，等着“斗、批、散”。1966年至1971年，共亏损一百四十一万元，等于中国书店“文革”前十三年全部上缴利润的总和[3]。 陈诏认为，民间古旧书刊资源的大量毁灭，是1978年“文革”结束后包括上海古旧书刊业在内，在经营上每况愈下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4]。由于当年整个社会文化系统都遭到了时政力量的全面破坏，因此包括外国文艺新书在内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也同样跌入了低谷，并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旧书骤贵，甚至有价无书的根本原因。 据介绍，“到1960年，全国有新华书店五千八百七十二处。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发行网点减少了一千处”[5]；同时由于“文革”之初的巨大冲击波，新华书店“门市部陈列的一大批书籍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只好下架封存或报废化成纸浆。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禁区林立，帽子和棍子横飞，一片肃杀之气，营业萧条。1967年全国新华书店的图书销售额倒退十年，猛跌到1956年水平”。有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文革”期间，出书品种大幅度减少。“从1966到1976十年之间，平均每年出书（含课本）七千多种，只及1956年的27.5%……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则出的很少，印数更少，书荒严重”[6]。 据在此期间深受时政迫害的陈白尘回忆说，在1969年夏天前后的一段时期，他每逢星期日，便与同受迫害的作家张天翼、张光年相约到王府井大街偷偷溜达，并去“东风市场逛逛旧书门市部，但每每无书可买”[7]。顾志兴则回忆说，“文革”期间，除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外，“余者皆为封、资、修，都不能看，书店里也一色是这几部书。后来传出（伟大）领袖说要读点鲁迅，又说《红楼梦》要读几遍以上的话。其时妻子在一个大机关里工作，与资料室那位女同志很熟，可能是为了供领导读《红》，那时内部印了几部《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记得的有甲戌本、庚辰本，还有戚蓼生序本等”[8]。 1971年3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出版座谈会，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了书店的工作，他听取汇报后指示新华书店不得胡乱“报废”图书，不仅不能把“文革”之前出版的图书封存、下架，而且应该把它们从库房里拿出来，“公开陈列出售”。遗憾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受到当时极左思想的干扰，后来并没有将之全面落实。于光远就曾回忆说，1972年“到了干校，总算有机会可以到银川新华书店走走。那时全国出版社都不出什么新书，书店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都放着《毛选》和《语录》，别的书可以说简直没有”[9]。 直至1978年4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图书开放问题的请示报告》后，“文革”期间被封存的包括外国文艺图书在内的各种书籍，才得以较全面的开放。但就古旧书行业而言，由于新书编辑出版活动的十年停滞，使得书籍资源的积累形成严重断层，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古旧书业在80年代以来的可持续经营。这其中，外国文艺作品的译介和阅读更是大伤元气。 1 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在《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中指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上海翻译出版界实行的是“计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