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藩关系下现实主义外交.doc

宗藩关系下现实主义外交 　　摘 要：18世纪末，越南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革，中越传统的宗藩关系面临着巨大考验。文章运用现实主义外交理论，重点分析了1788年至1790年间中越政府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中所坚持的立场和采取的策略，得出了即使是在以“王道治藩”为主旨的宗藩体系内，宗藩双方在外交上仍遵循“务实共赢”原则，对收益和成本的实际情况保持着清醒的现实主义认知的结论。 关键词：近代中越关系；宗藩体系；现实主义外交 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1-0129-04 在封建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表面上看，传统中国的宗藩关系以“王道治藩”和严格的等级制为核心，统治者的“德”在宗藩体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唐代李延寿也曾说，有德则来，无道则去；明朝洪武皇帝也说过，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对“王道治藩”精髓的阐释在历朝历代都被统治者反复强调。但是，传统中国在“修文德以来之”的对外关系下同样秉持浓厚的现实主义思维，在具体的操作中，即使面对一个传统的藩属国，中华帝国仍会采取审慎又精明的外交策略，对外交政策可能产生的收益和成本进行细致权衡。“王道治藩”下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在1788年至1790年清政府对越南国内事务的处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中越宗藩关系的大背景和越南西山暴动 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国家，也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全面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公元前214年，秦王朝管辖范围涉及到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在今越南中北部地区设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实行直接行政管理。到五代十国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越南一直是中国各朝代的直属领土，越南于五代十国期间独立之后，中国和越南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维系着明确的宗藩关系。 18世纪末，越南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1620年后，越南的正统后黎朝国王逐渐失去权力，国家大权旁落在南北两个互相争斗的“公国”手中。而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由于继承问题和严重的官场腐败，南北两大家族的势力也已严重衰落，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与日俱增。1771年，阮岳、阮侣、阮惠三兄弟在越南南部的西山揭竿而起，史称“西山暴动”。西山军在迅速击灭两个公国之后实际上架空了黎王的权力。1788年，黎朝国王在恐惧之下逃离都城，他的家人直接来到中国避难并请求清政府的援助。自此开始，作为宗主国的清政府被深深地卷入了越南内政。 二、1788年至1790年清政府对越南现实主义外交的演变过程 （一）第一阶段：清政府派遣远征军帮助黎王恢复权力 在历史上，外部进攻和内部叛乱的危险联系常常是中国政治的重要特点，考虑到黎氏王朝已经为清朝守藩纳贡百余年，是中国最具战略价值的藩属国之一，乾隆皇帝在收到黎王请求后便很快谕命两广总督孙士毅统帅两支远征军开赴越南。1788年10月21日，清军进入越南，不到一个月，远征军到达河内，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夹道欢迎，几天后黎王的册封典礼正式举行，清政府“扶弱济困”的第一目标就此达成。但是接下来清廷与远征军，更确切地说是代表朝廷的军机处和远征军主将孙士毅在是否要剿灭叛乱势力的问题上却发生了严重分歧。根据正统的宗藩逻辑，在藩属国的请求下，宗主国有帮助藩属国扫平叛乱的责任，同时就现实情况来看，即使黎王暂时被扶植上位，但假如西山军没有被彻底击垮，则黎王的权力仍然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对这一点远征军将领们有着清晰的认识，远征军统帅孙士毅拒绝了清政府的赏赐，他认为只有等俘获叛军首领之后才有资格受赏，同时孙士毅了解到西山军内部存在分裂可能，于是决定直捣叛军巢穴[1]。但是，代表清政府的军机处却有着不同的想法。 军机处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宗主国责任和政治道义，而是认为既然恢复黎氏王位的目标已经达成，远征军应当立即班师回国，军机处给出的退兵理由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首先，军机处认为继续远征成本太高。云南边境至河内必须设立大约40个粮仓以为远征军提供充足补给，而河内距叛军老巢广南2000多里，需要再设53个粮仓，同时另外派出10万人的远征军，继续进军的供给成本相当高昂；其次，中国军队很难适应越南当地潮湿闷热的气候，如果战争一直持续到雨季，则热带疾病所导致的非战斗减员问题很有可能加剧，极大地提高人员损耗；第三，清政府不想让越南人误会中国进行干涉的真正意图，换言之，远征军在恢复了黎氏王朝的地位之后继续留驻越南可能会使越南民众认为中国有重新将越南纳入帝国版图的野心，而这无疑会增加越南对抗中国的可能性，进而引起边境地区的动荡[2]。不难看出，军机处的这三条退兵理由实际上是在对供给、人员、边境隐患三方面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