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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美电影比较中美对待残疾人态度 　　[摘 要] 本文从跨文化交际学视角，运用文化价值观理论，以电影《孔雀》和《阿甘正传》为例，比较中美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指出：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大、男性主义倾向价值观以及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权力距离小、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小、男性主义倾向价值观，使得中国人对待残疾人倾向于过度保护、注重面子、欣赏其知足常乐，美国人对待残疾人倾向于支持其独立性、注重自尊、崇拜个人英雄。比较中外电影是培养文化自觉能力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 文化价值观；文化自觉；中美；残疾人 课题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JG2013010211）；哈尔滨工程大学第二批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项目。 电影是大众传媒的一种，但它不止提供娱乐，它还对现代社会各国人民的文化经验产生深远影响，并帮助我们形成对世界的印象，它是一种教育的手段。[1]近年来，研究电影里展现的文化并比较各国文化价值观越来越普遍，然而，随着国际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跨文化交际已经不限于研究各国人之间的交际，而向研究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等方向发展。由于各国文化不同，各国非残疾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会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中，是各国文化价值观的外在体现。在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中，残疾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非残疾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在该交际中极大地影响了残疾人的行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通过研究电影探讨各国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本文以中国电影《孔雀》和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为例，运用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以此作为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培养“文化自觉”能力的范例。 一、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简介 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文化价值观理论里最著名的是Hofstede的理论。Hofstede[2]把文化价值观分为4个维度：第一，“权力距离”指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权力大的人和权力小的人之间不平等的程度。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里等级严格，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里等级不分明。第二，“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中的成员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感觉到的受威胁程度大小以及产生的焦虑和压力程度大小。在社会领域，在“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大”的文化中，孩子们总是受到保护，以免受到未知因素的伤害；人们对于不同的人和事有负面印象。在“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小”的文化中，父母安心地让孩子们处于未知的环境中；人们尊重不同的人和事。第三，在“集体主义”文化里，所有人生来就属于一个人人互相依赖的群体；人们强调维持群体和谐和维护集体的面子；悲观地把家庭中有人残疾看作是家庭的耻辱。在“个体主义”文化里，每个人都必须独立；人们强调自我尊严和个体幸福；乐观地把家庭中有人残疾看作是挑战，客观地把残疾看作需要克服的困难。第四，在具有“男性主义倾向”的文化中，社会性别角色泾渭分明，人们敬佩成功的人（除非“集体主义”价值观对此加以限制）；在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文化中，社会性别角色重叠，成功不值得炫耀。 二、通过电影比较中美非残疾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 《孔雀》里的哥哥和《阿甘正传》里的阿甘都是弱智。毋庸置疑，在每一个国家里都会有一些素质低的人嘲笑甚至欺负残疾人，这些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极大地伤害了残疾人。能够预防和改善这种状况的，首先是残疾人的家人，尤其是父母，要教会残疾人如何平等地与非残疾人交际。其次是社会，要给残疾人创造一个能像非残疾人一样生活的环境。 根据Hofstede的理论，中国文化相对于美国文化，具有权力距离大、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大（社会领域）、集体主义价值观；美国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具有权力距离小、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小（社会领域）、个体主义价值观。中美文化都具有男性主义倾向价值观。笔者将运用这4个价值观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中美两国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差异。 （一）过度保护和支持独立 在《孔雀》里，哥哥是家庭的中心，尽管他在外面受到歧视与侮辱，在家里却能自私而尽情地享受弟妹的忍让以及父母的溺爱，造成他这样人格的并不是他的残疾，而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权力距离大和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大这两个价值观导致残疾人常常被看作没有独立能力的人而被过度加以保护，但这种保护不是平等的，而是以上示下的，是父母无条件施加给哥哥而哥哥无条件接受的溺爱。既然哥哥从未受到过平等对待，他也就不知道平等是什么，因此，尽管小流氓们欺负他，他却把他们当成朋友，向他们低三下四地讨好以获得他们的“友谊”。父母从未站在哥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想他真正需要什么，比如他想得到友谊实际上是想和非残疾人正常交往，可是父母却没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