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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兴大国权力挑战和权力分享 　　捅要：在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双重推动下，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再一次成为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是否将难以摆脱历史必然性的魔咒，还是可以建构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本文认为二战后三大因素的整固将开创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历史，它们是主权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彻底瓜分；众多主权国家所获得的终极毁灭能力；国际公共空间的快速扩大和权力的规制化。如果我们假定国家是理性的，未来的国际关系就将是国际关系历史上最安全的。 关键词：新兴大国 权力挑战 权力分享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5-0032-36 “新兴大国”崛起作为国际关系中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只要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以及由其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这种现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一现象的再次发生，激起了人们对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的恐怖记忆，以及对其在最近一次体系战争后霸权国家所致力建成的战争防火墙的希望。 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系战争的主角和主战场都与中国无关或与中国的意愿无关，中国最多被迫卷入到体系战争的漩涡之中。当历史进程把中国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兴大国”的时候，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是否会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和能力，抑或不管中国的意愿和能力是什么，中国将像近代以来其他新兴大国一样，或主动或被迫参与到体系战争的漩涡之中吗？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借助于一些历史或借助于西方主流理论所提供的逻辑，即中美之间或必有一战；或者，我们已经悄然形成了一种新的结构，并以人所具有的理性和制度创新来完善二战以来形成的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国际关系秩序，我们是否能因此而避免过去所循环经历的命运魔咒呢？ 一、历史的纠结与逻辑的论证 现实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引导着人们寻求历史的帮助和逻辑的支持。在欧洲历史上，除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争夺希腊霸权以外，三十年战争（1618-1648）、路易十四的战争（1667-1713）、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4）、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都属于霸权战争。在这些霸权战争中，新兴大国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试图改变国际体系的规则和扩大势力范围，在其谋求更高的体系地位的过程中，必然会挑战权力分配的现状。而霸权国则倾向于在其还拥有优势地位的时候，依靠发动防御性战争来消灭或者削弱新兴的挑战者，以免在未来的大国战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根据罗伯特·吉尔平的分析，在新兴大国与现有霸权国家的权力博弈过程中，一旦它们认为发动战争的成本小于收益的时候，体系战争的时刻就来临了。根据这种逻辑的推演，在中国与美国相对实力的变动过程中，一旦它们发现战争有利于增加自己的权力或削弱别国权力的时候，两国之间就有可能爆发战争。 国际关系的历史更多记录的是大国争夺霸权的历史，它们呈现周期性变动的规律。在莫德尔斯基看来，这个周期大约是100年。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经历了五个主要的周期：葡萄牙周期、荷兰周期、英国第一周期、英国第二周期和美国周期。在每个周期中均包括四个阶段：全球战争或霸权战争阶段、世界领导权或霸权阶段、领导权合法性危机阶段和世界领导权分散阶段。每一次周期循环都伴随着一次全球战争和大国兴衰。非常危险的是，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100年周期的临界点，新兴大国正在崛起，霸权国家领导权的合法性正处于危机阶段，世界领导权正处在加速分散的过程之中。 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看来，权力是一切国际关系争夺的核心。在国际关系舞台上，国家或获取权力，或显示权力，或维持权力。权力为维护国家利益之锐器，由此，国家安全、国家尊严及各种国家利益建筑其上。尽管人们经常把权力当作手段，但由于权力是如此重要，它经常超越手段而代替目的，或成为目的本身。结构现实主义从结构层面揭示了权力争夺的必要性。只要无政府结构没有改变，对权力的依赖和对权力的争夺就不可避免，大国战争就必然是一个不断重复发生的悲剧。在约翰·米尔斯海默看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国，其强大的军事机器和寻求地区霸权的企图必将与美国的现实存在产生矛盾，中美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 冷战后中美时好时坏的关系似乎为之提供了例证。各种认为中美未来即将发生冲突的书籍和研究报告，提供了一种占据上风的舆论，至少证明了中美未来发生悲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近来，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和中日钓鱼岛争端提供了最新的注脚。 二、当代新兴大国挑战的必要性和难度 必要性显示当代新兴大国挑战的动机，难度显示新兴大国挑战的危险性及其利益粘连。 当代新兴大国的成功源于两个层面的因素，在国家层面源于国内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