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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2 住房支付能力影响农业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 　　摘 要：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八个年度九个省份的微观数据，构建纳入住房支付能力的哈里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用Probit方法，检验住房支付能力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分别控制了劳动者职业特征、健康状况和家庭负担之后，较低的住房支付能力均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就业的概率。因此，提高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住房支付能力，有利于促进城乡人口流动，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关键词： 住房支付能力；农业人口流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6.1/F323.6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3-7217（2017）05-0124-06 　　一、引 言 　　中国目前仍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2016年，城市人口从1.7亿增加到7.93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7.35%。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转换成城市居民，不仅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城镇化、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农业转移人口流入城市将会带来诸如失业、住房、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社会问题。其中，住房问题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遇到的最基本、最严峻的问题之一[1]。 　　城市住房商品化只为农民提供了有限的选择，低廉的工资收入，使得租房成为农民工的唯一住房选择[2]；“城中村”因其较低的房租，成为农民工重要的聚集和居住之地，也是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方式、行为和价值关键的主要场所[3]。通常，住房支付能力用房价收入比、租金收入比进行衡量，这意味着城市房价或租金上涨会使农业转移人口生活成本增加，在城市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会下降。我国不同地区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存在差异，在东部地区较差，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较好[4]。以租金收入比衡量的住房支付能力与农业转移人口的持久性转移意愿呈现倒U型关系，当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选择到房价较高的大城市就业，主要是住房租赁价格尚在可承受范围内，住房支付能力对迁移意愿不会产生负向影响[5]。魏玮考察了上海农民的住房支付能力状况，发现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较为困难，租金收入比为22%，月供收入比高达34%[6]。 　　在已有研究中，我们发现人口流动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住房问题是农业人口流动过程中遇到最严重问题之一，城市房价或租金上涨会降低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这会对他们的迁移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关系在不同劳动力个体及家庭负担情况下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详尽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住房引入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考察劳动者住房支付能力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同时，还采用CHNS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模型 　　借鉴Todar（1969）[7]、Harris和Todaro（1970）[8]建立的城乡人口流动的基本分析框架，引入住房市场，将住房支付能力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主要分为三个部门：农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和住房部门，且城市工业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参照Brueckner和Zenou（1999）[9]的假设，将城市设为单中心结构，所有的工业部门均位于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BD）。城市居民均已拥有住房，并且城市内劳动者（包括城市居民与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居住地与CBD之间的距离为x，且单位距离的通勤成本是t，x0，t0。城市边缘之外是农村地区，农业部门主要集中于此，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包括不变的土地（L）、资金（KA）投入和可变的劳动力（NA）投入，并且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要素包括可变的劳动力投入（NM）和不变的资金（KM）投入，技术水平也是外生的。 　　根据式（14），仍然考虑在同一个同心圆上，通勤成本固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NR增加，已知NR的增加对工业部门产量没有影响，但会降低城市部门就业率θ，增加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了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提高了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因此，随着住房支付能力1η提升，使得NR增加的同时，导致农业部门实际工资水平WA增加，这又减少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NR。因此，得到如下命题： 　　住房支付能力提升，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但是，过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提升了农业部门实际工资，会对农村劳动者产生逆向激励，降低他们迁移到城市就业的概率。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项目。本文将使用1989年、1991年、1994年、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