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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伊拉克和日本的战后重建政策、进程与问题 　　[内容提要]在伊拉克扩展美国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重建目标之一。本文以美国在日本和伊拉克战后重建为案例，对美国对伊拉克和日本的重建政策、重建进程等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分析影响伊拉克重建的诸多因素，如战争的性质、处理旧政权的方式、所处国际环境，以及伊拉克和日本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差异。文章认为，这些因素对伊拉克的重建进程都具有一定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伊拉克内部的政治分裂、宗教和教派矛盾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经历等。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战略伊拉克 日本　战后重建　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曾先后主导对德国、日本、阿富汗等国的战后重建。因此，历史经验成为美国政界和学界审视伊拉克重建的参照系。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对德、目的战后重建是成功的，特别是日本，其社会文化传统与西方截然不同，但它在战后很快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完成了民主化改造，并形成了稳定的民主制度。布什本人及其政府内其他官员都曾以日本的重建为例，表示在与美国文化传统不同的伊拉克推进民主也将成功。但伊拉克毕竟不是日本，现在判定美国能否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那样在伊拉克实现既定目标尚为时过早，伊拉克重建进程也确实是困难重重。本文拟通过与美国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比较，探讨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的挑战，以及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 美国扩展民主的动力与重建日本和伊拉克的政策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似乎特别热衷于对外扩张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一方面体现了美国人特有的优越感，也就是广为美国社会接受的“使命观”和美国“例外主义”；另一方面也体现着对现实利益的追求。 　　随着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天定命运”观逐步扎根于美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外界的认知。很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独立后，很多美国人把自己的国家视为自由与民主的“灯塔”，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世界各民族效法的榜样。 　　在时机到来时，主动向外扩张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就成了美利坚民族优越感的自然流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威尔逊总统首次提出了用美国的价值观改变国际事务中既定规则的计划，他要用“道义力量控制国际关系，用理性压倒公众舆论中的无知和狂热”，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在其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中，威尔逊说美国参战是为了让每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感到更安全，能够像美国一样，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的制度，并得到其他民族的公平对待。富兰克林，D．罗斯福说得更明确：美国追求的是自由国家友好合作、更加安全的世界秩序。撇开其动机不论，单是这些说辞给美国外交注入的浓厚的道义色彩也是美国外交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既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现实政治利益，也为其民主扩张提供了契机。对日本的重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SWNCCl50／4)规定了美国对日重建和改造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a.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或者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b，最终在日本建立一个爱好和平、负责任、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力、并支持美国的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的理想和原则的政府。美国期望该政府应该严格遵守民主自治政府原则，并得到民意的支持，盟国不应该把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加给日本”。该文件同时提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方法：完全解除日本武装并进行非军事化改造；鼓励日本人民发展对个人自由的期望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鼓励他们组织民主和代议制组织；发展能够满足民众和平时期需求的经济。也就是说，美国对日政策目标的核心是：实现日本的民主化改造。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风靡美国政界和学术界。该理论认为，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基础之上的政府能够受到“约束”，并在外交政策中表现出“和平意愿”；自由民主国家“确实是爱好和平的”；在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矛盾时，它们更倾向于用和平，而不是武力的方式解决，但在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却可能发生战争。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民主和平论”的基本命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正如有学者所言：“扩张民主，作为对外政策目标之一，已越来越为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基于此种认识，美国在战后特别热衷于对外扩张民主，并把它作为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种途径。 　　美国很多学者和决策者认为，封闭和民主匮乏导致恐怖主义在某些社会中的滋长。在他们看来，扩张民主也就成为反对恐怖主义的一剂良药。于是，对外扩张民主也就成了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目标之一。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提出对可能危及美国及其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