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清河.docVIP

“飞地”清河 　　1949年底,北京狭小的炮局胡同监狱人满为患。最多的时候,炮局胡同集中训练2000多人,实在容纳不下了。 　　中共北京市委因势利导做出“不能使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坐吃闲饭,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新人”的指示。 　　清河农场,就此诞生。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亩荒滩变成了良田。 　　六十多年来,清河农场历经沧桑,折射着时代变迁…… 　　清河农场建立初期,监管设施非常简陋,没有围墙电网,只能用“画地为牢”的方法,实施武装看押 　　 　　1949年初,北平。北新桥炮局胡同集中收押点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越来越多。和平解放的北平正处于解放军军事管制状态。当时,对这些旧政权的残余势力采取集中收押的管理方式,是形势所需。 　　2月25日,新成立的军管会在这座古城的墙壁上贴出布告,限令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等人员到指定地点报到。新政权已经作出决定,在国民党炮局监狱的原址成立“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前来报到的人员进行“强制集训”。军管会公安局为此专门设置了登记处,等待旧政权遗留人员前来验明正身。 　　新政权布告的威力很快显现,打破沉默的是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这位国民党少将特务,带着被褥毯子,坐着自己的黑色轿车,直接开到登记处,在新政权工作人员核对姓名之后,走进清河训练大队。 　　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是自己要求参加“集训”的――在他们想来,随着旧政权的败退,他们所谓的“合法身份”已被剥夺,而新成立的政权急需“人才”,或许在“训练”结束后,新政府还能给他们一官半职。一个名叫徐太麟的军统特务,甚至为此编造假履历,“自首”说当过国民政府大官――他以为这样就能在“训练”结束后获得更高的职位。 　　原本清河训练大队计划只是“强制集训”300人左右重要的国民党特务,但这个数字却不断被突破。至临近开国大典时,清河训练大队已经集中了1000余人。 　　但这些特务们很快发现,现实与想象完全不同。他们被安排居住的是铁窗监房,一切行动都须依循各项纪律,整个训练大队形同监狱。“上当了!”特务们陷入恐慌。 　　“晚上能听到有人在偷偷哭,还有些特务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原清河农场监察科科长、85岁的卢凤来回忆说,这些特务在被集中之后,在一次与外界通话时,有人拿着电话机哭起来。私底下,特务们认为这是“变相集中”。 　　“训练大队为什么起名叫‘清河’?就是要特务们将自己身上的罪恶、灰尘、不干净的东西清洗清洗。”卢凤来说,国民党特务们幻想轻松通过集训,继续做官,未免过于天真。 　　 　　第一座劳改农场 　　那时的卢凤来只有二十四五岁,是清河训练大队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他隶属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一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掌握了一些国民党特务的资料。 　　清河训练大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基本选自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清河训练大队大队长安林就是情报委员会负责人。 　　国民党特务源源不断走进清河训练大队,这给卢凤来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工作压力。当时,清河大队只有17名干部,而国民党特务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当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镀金之地时,气氛越来越紧张。 　　起初,国民党特务们私下还保持着原来的组织关系,彼此互称官衔,上下级关系明确。大特务大都端着架子,沉默不语;小特务们则打水扫地,甚至给“官长”铺床叠被。清河训练大队让他们自选班长,结果选出来的都是大特务。 　　“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安林每周都会讲一次大课,主要是对比说理,让这些特务认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卢凤来回忆,安林讲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美帝侵华史》、《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为了摸清特务们的底细,194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清河训练大队号召“受训人员”用坦白检举的立功行动,争取做一名新中国公民。这种以敌制敌的方法非常有效,“他们开始主动坦白,并且互相咬、互相揭发。” 　　“交枪支弹药,交财产,金戒指、金镯子、金条、钻石……有的是他们写信让家人送过来,有的是我们派人去取。”时任清河训练大队某中队伙食管理员的王根富回忆,军统北平特务组长曲福乐交了几十支曲尺手枪。 　　根据“受训人员”交待的材料,清河训练大队编写出《军统概况》、《中统概况》等特务组织资料,它们至今仍保存在清河农场的档案室里,书本已然卷曲泛黄,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当年特务们的姓名及其组织结构关系。 　　到1949年底,狭小的炮局胡同监狱有些不敷使用。“最多的时候,炮局胡同集中训练了2000多人,已经放不下了。”卢凤来说。此时,新政权正在学习毛泽东于1949年10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