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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不会放弃” 　　一个在中国生长的外国人的人生轨迹和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轨迹竟然能如此休戚相关，丰田在华拓展的关键人物服部悦雄为《汽车商业评论》讲述历史现场的关键时刻 　　 　　 　　口述 服部悦雄 整理 ABR记者 杨与肖 　　编者按 　　在服部悦雄的名片上，他的头衔是丰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特别顾问，但更多人则将他称作“老爷子”，而其中也不乏丰田汽车的内部人士。显然，这个称呼有几番玩笑的味道，而在更大程度上则是对他为丰田汽车工作40年的尊重，以及他为丰田在华格局形成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肯定。 　　1943年，服部悦雄出生在黑龙江小城伊春，直到大学毕业才回到日本，进入丰田汽车下属现代文化研究所，随后进入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开始负责丰田中国事务。1991年起担任丰田中国事务所所长，1997年返回日本。2001年，服部悦雄再度来到中国，出任丰田汽车公司中国事务所总代表，对中国汽车业影响深远的一系列动作也由此展开。 　　凭借着对中国文化的深谙与掌故，以及对汽车行业形势的判断，服部悦雄促成了一汽与天汽的重组，同时说服一汽将四川丰田收至麾下，由此为丰田汽车创造了另觅第二家合资伙伴的条件。随后，他又把握本田与东风谈判的机会，完成了丰田与广汽的合作。 　　无疑，这是服部悦雄，或者丰田汽车在中国最为著名的事迹，而在此之前，仍有许多故事却是鲜为人知。 　　比如，早在1970年代初，丰田汽车便曾向中国提出过20万辆轻型卡车的合作项目；比如，丰田差点与沈阳金杯汽车达成合作伙伴关系；比如，丰田与北汽有过10-20万辆卡罗拉项目的讨论；比如朱?基曾极力促成丰田与上汽的合资；再比如，那句著名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也曾在中国经历了一场“保卫战”。 　　当然，在这些故事中，当仁不让的主角便是服部悦雄。 　　2011年12月21日，北京京广中心38层会客厅，68岁的服部悦雄接受了《汽车商业评论》“口述历史”栏目的采访。期间，这位面色红润的“老爷子”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为我们讲述了所有这些故事的前因后果，跌宕起伏。一个在中国生长的外国人的人生轨迹和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轨迹竟然能够如此休戚相关。 　　 　　1943年，我出生在黑龙江伊春。我的父亲曾经在伪满洲国政府做技术工作，日本战败后，他留在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进入了新中国政府，成为公务人员。 　　我是在哈尔滨上的中学，1962年考入东北林业大学，当时叫东北林学院，学习土木建筑。我本来是很向往清华或者哈工大的，但因为这些一流的大学都有军工专业，所以外国籍的学生是不可能进去的。那时中国大学的工科是5年制，我本应该1967年就毕业的，但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延期了一年，1968年才毕业。 　　1968年毕业的时候，别人都得到了毕业证书，唯独不给我发。学校革委会的人说：可以给你分配，但没有毕业证书，当初录取你就是错误的。那时候，《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大学的录取条件――“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下列条件者可以报考高等院校”。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按照“文革”时期的这个标准就不应该录取我。 　　当时我觉得，这样完全否定过去的制度实在是太不讲理了，我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了14封信，反映我的情况，当然他也不可能看到。别人被分配后都离开了学校，我留了下来。后来那14封信被转到了省革委会，我在学校也待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省和学校革委会也没有办法了，就同意给我一个形式上的毕业证，但不承认我是毕业生。我想，形式上也是可以的，就同意了。 　　拿到毕业证后，我被分配到地方林业局的基建处。当时我父亲也被调到了地方，为了回国，我必须和父母在一个地方申请，否则会很麻烦。我本来就是日本国籍，回国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处在“文革”时期，比较乱，所以花了四年时间，直到1970年才回去。我之所以想回日本，主要是“文革”爆发后，形势不好，我父亲是工程师，工资照发，但是不给工作。 　　我在地方林业局工作了两年的时间，但一天都没让我进办公室。我在桥梁、发电厂、森林铁路、铁路车站等好多处工地干了两年的重体力劳动。那时的生活你们都不能想象，一个月就给30斤粮票，根本吃不饱。冬天零下40度，夏天闷热，绵绵细雨一下就两个星期，还有很多蚊子。 　　但是，我要感谢这两年的生活，把我从精神和肉体上都锻炼了出来，否则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坚强）。尽管我现在也不算坚强，但我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已经坚持了40年。高中和大学时我还打过冰球。 　　1970年我回到日本，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我虽然长在中国，但家里都是用日语日常对话，所以日语口语交流肯定是没问题的，回到日本后，读和写也很快就适应了。我的中文不错，学校里学的又是俄语，文革期间我还自学了一点英语。我那时想凭着语言优势可以当一名大使，甚至想到了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