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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背后乡愁、乡恋与乡建 　　“难忘日间禾苗香，最忆夜半月如霜。斜晖脉脉千村照，黄水悠悠万里长。念少时，想亲娘，此心安处是吾乡。摩登无形浓浓色，乡建有功淡淡光。”这首描述当代青年志愿者在黄河流域开展了10年乡建运动的小诗，蕴含了“从乡愁、乡恋到乡建”的逻辑。 乡愁：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若问及乡愁何来？答曰：缘于近现代工业化所导致的“乡衰” 今日乡愁之浓郁深切，缘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它已不再只是传统农业社会那些诗词中所表达的意境，而是作为现代性问题出现的、以都市文明或工业文明观照农业文明而滋生的复杂情感。它意味着人们向往田园生活的自然心性对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欲望横流的反动，也是在发展潮流裹挟下对自身生存道德的渴望和追求。乡愁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作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它在今日每个人的心性里蔓延，也在这个国家的当代民族心性里蔓延。 其实，知识分子从20世纪初开始凝结的百年“乡愁”，就理性认知的层面而言，缘于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乡衰”，本质上反映了近现代以来对国家工业化内在规定性造成“乡衰”事实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工业化的强制性天命与中国既有资源禀赋之间的张力所造成的现代化悖论，是一些知识分子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心声的社会历史背景。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百年中国问题的本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人多地少的“内生性结构变量”和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环境变迁”，是百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源。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的本质是一种“成本转嫁论”。无论是20世纪前半叶资本经济全球扩张下的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侵略而导致的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社会动荡和政权不稳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国家主导的以固化城乡二元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为保障的工业化过程，其制度变迁均符合“成本转嫁论”之说，只是就一定的历史视野来看一个失败了，另一个成功了。 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中国融入新时期的全球化、以各种产业资本进行资源资本化的时代；它高擎发展主义大旗，辅之以“亲资本”为核心的各种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经历着“追求地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和资源资本化”的过程。这个经验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各种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也即主流所认同的高度现代化的现代制度变迁；另一方面表现为成本积累和转嫁的“致贫”、“致害”效应，其中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就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突现。推行市场经济的各级政府和各种商资实体，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资源环境的成本转嫁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段。 可以说，有激进的现代化变迁，就会有严重的“三农”问题，就会有“故乡的沦陷”，以及从个体、群体到整个民族不同层面上的“乡愁”。 乡恋：工业化城市化的另一面 若问及乡恋何处？答曰：归心园、从田居 对乡村生活生产、建筑人文、生态风光……，想念不忘、爱慕不舍，是为乡恋。“乡愁”仅是对社会客观规律造成的“乡衰”现象本能的情绪流露；“乡恋”则是建立在真性自觉基础上的高级情感表达：那是绿叶对根的感恩心、回报心，是对归心园、从田居的“想念不忘”与“爱慕不舍”。 所谓“归心园”，正是到乡村去发掘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道德、伦理之源泉。每一个社会人、精神人，都要有能使自己安心立命的精神家园，明白自身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只是官僚和商人客居的地方，“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才是自我认同的乡村方式。自明清以来，中华帝国的城乡市场区域化，主要是靠传统宗族和地缘为主体对传统国家的市场发育而形成的。城市中多是来自于同一地缘有着传统根基的同乡人联合体，他们对城市认同和阶级认同均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他们对家乡的责任和介入，则源于回馈家乡的情感使然以及对自身扬名立命的追求使然。从中国乡村走出来的谋生者，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就是当代外出打工创业之人，其心灵深处，都潜伏着深厚的恋土和恋家之“乡土情结”。 而对田居的追慕，来源于人作为自然生物人、生命感性人，追求在乡土农业、田园生活中返朴归真的人生意味。陶渊明《归园田居》对田园生活的自然怡性之演绎，令人叹为观止。就现在看来，从田居，既是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囿于人多地少、资源紧缺在未来中长期不得不为之的一种精耕细作的生产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呼应为解决现代生态危机而提倡“低消耗、低投入、高福利、高质量”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越来越多“城里人”在后工业时代即将掀起的一种体验自然生命空间的时潮行动。 乡建：发掘乡土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