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肚容天下 快笔挞流弊.docVIP

大肚容天下 快笔挞流弊 　　第一次见慧瑜，是十年前夏天的一个晚上，在人大西门外的一个小酒馆。那时，后来在文学圈颇有名气的“左岸”网站刚开张，经常有人张罗酒场，呼朋唤友，仗着酒胆，抨击文坛现象，述说文学理想，抒发各自的豪情，也顺便挥发多余的青春能量。我经过十余年的“自我流放”，当时正回归校园，有时也去凑这帮以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为骨干的场子――不要以为这帮人有多风光，其实在那时，学院正走向学术规范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即使是在中文系，也已经显得边缘和另类了。 那天，朋友们说要会一会一位北大外的高人，网络大名“鱼爱源”，在当时名声很大的北大未名和世纪中国论坛上是个活跃者。我看过一些北大未名影视版编辑的《好莱坞批判》中的文章，其中不少篇什出自他之手，于是便慕名而去。记得是在人大西门外，见到了笑眯眯、胖乎乎的鱼爱源，他就是张慧瑜。那天晚上，在如集市般闹哄哄的人大西门外，在一张露天的方桌上，慧瑜是主客，因此喝了无数的扎啤，但他话不多，也没有一般人的酒后狂狷。总是笑眯眯地听人说话，偶尔插一句，却也刀刀见血。那晚具体谈了什么我已记不真切，但慧瑜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却还是非常深刻：他的大肚子真能装啤酒。 后来才知道，慧瑜并不是“北大外人”，他是正宗的北大文科实验班（人称“大师班”）毕业生，所谓“试验者”，是利用北大文科优势，择全国英才，辅以北大最优师资，文史哲齐头并进，以图塑造“大师”或“准大师”。慧瑜就是这样被喂养大的“文化肥胖儿”，新世纪“国学大师”工程中的备选人。而他那时“寄寓”人民大学读文艺学，其实是去练另一路“外家功夫”。当时文化研究在国内刚刚兴起，各高校都赶时髦，介绍西方理论，开设相关课程，出版花样繁多的出版物。慧瑜就是在那个时候投身于文化研究，并很快在网络上混成了文化研究界的“小超人”。“超人”也者，并不是指他那时在文化研究上已有多深的造诣，而是指他在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领域涉及面之广，活跃程度之高。在那时的多家重要的文化研究网站的论坛上，他不仅是活跃的参与者，而且还是许多重要讨论的组织者，是很多论坛的主持人，也写了、编了不少与文化研究有关的理论专题文章。我上戴锦华老师文化研究理论的课，写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作业，就得益于慧瑜编的理论专辑。 我也认识几位慧瑜北大“大师班”时期的同学，像写小说的石一枫，学历史的海归汪洋等，他们犀利的言辞，敏锐的感受，广博的知识，傲视天下的气概，常常让我感到年轻和才情的冲击力，我不知道慧瑜久处这样的氛围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在慧瑜的身上，我却很少感受到这样的气质――只有在调侃中偶尔冒出来的只言片语，才显露出他也曾有浸淫在语言的刀光剑影中的岁月。但大部分的时候他是平和的，很少与人激烈论辩，有了不同观点，常常是正面阐述，更多的时候还是善意地补充别人的观点。这种中正、平和的待人处世之风，踏踏实实地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做事风格，在久处锋芒毕露、逞才使气的“准大师”的氛围中，显得颇为特异，如果不是有强大的个人的“禀赋”，即使在少年老成如慧瑜者，也是难能可贵的。 2005年，慧瑜重回北大，投师他追随已久的戴锦华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文化研究的热潮已慢慢退去，热闹过后，其实更需要的是艰苦寂寞的工作。因为同处博士论文的压力下，我偶尔碰到慧瑜时，有时会谈起博士论文的准备，我知道他重回北大后，学术重心又转向了影视研究，当时正在密集阅读80年代的影视资料，准备要写一篇有关80年代电影的博士论文。80年代是当时的一个热门，一方面，有关于80年代的“文化造神”运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岁月酿造，80年代的文化“造反派们”，此时大多已成新世纪文化货架上的“人头马”。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文化启蒙”的正统性问题，“文化英雄们”正是沿着80年代的“文化启蒙”的道路走上自己手造的神坛的。也因此，学界的另一些人，如李陀、甘阳，程光炜、李杨、贺桂梅等人开始“反思80年代”，其实是想给前述的“通途”制造一点障碍，在那种自信而单一的历史叙述中加入一些质疑和复杂性，对于那些从80年代过来的人，这是一个自我清理和“排毒”的过程，而对与像慧瑜这样的80后，这只是一个抛却负担，轻松前行的问题，做起来会轻松和彻底得多。我知道慧瑜准备了很久，也有很多思考，但最终还是没有看到他关于80年代电影的博士论文。他最终完成的博士论文厚厚一大本，有30多万字，是从鲁迅的“幻灯片事件”讲起的《视觉呈现与主体位置――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化重读》，从视觉呈现、空间秩序的建构和主体位置的变化来探讨晚清至三四十年代现代中国所遭遇的独特的经验，在我看来，这一看似略显庞杂和抽象，既历史又理论的工作其实是他之前学习和思考过程的总结，也为他之后的影视批评和研究梳理了一个基本的视觉理论的基础。 博士毕业后，慧瑜去了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