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日与平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日本右翼亲台势力阻挠活动.doc

浅谈《中日与平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日本右翼亲台势力阻挠活动 　　【摘 要】 文章阐述了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后，在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活动。在两国开始着手进行会谈的时候，日本国内及党内的右翼团体、亲台势力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百般阻挠，设置重重阻碍，致使谈判中断了三年之久。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最终恢复了日中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以问世。 【关键词】 右翼势力；亲台；国家利益 中日两国在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布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从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成了邦交正常化以后应当尽速解决的重要问题。本论文从1974年11月26日，三木武夫出任日本首相说起。 起初，三木内阁对和平友好条约还是比较积极的。三木就职后不久，在12月14日的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曾明确表示：要“促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宫泽喜一外相于12月19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也说： “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我不想放慢速度，要尽快搞”[1] 然而，在执政的自民党和三木武夫内阁中，充斥了右翼亲台势力，给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平添了巨大阻力。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日台“断交”后日本亲台势力在阻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日本政府同台湾正式断绝“外交”关系，日台关系让位于中日关系，中日两国成为行为的主体。但在日台“断交”的表层下面还有许多暗流，日本国会、政界、舆论界和思想文化界试图恢复与台湾“外交”关系的大有人在。他们在日本很有影响力，并且用行动推进日台关系的实质性发展。 “台湾邦”就是亲台势力在政界的一个典型代表。 所谓“台湾邦”，是指在日本自民党内由右翼国会议员组成的亲台团体。普遍认为其开山祖是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两人。当时的主要成员包括石井光次郎、椎名悦三郎、船田中、贺屋兴宣、滩尾弘吉等人。他们思想的共同特征是：亲台反共、反对日本政府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在日本有很大影响。按照《台湾》一书作者戴国?的说法，台湾帮“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蒋介石集团和旧日本军人集团两者的关系因日本式的义理人情而得到超乎想象的增强。它确立了后来的日台关系的大框架，成为支撑它的主要基础。”[2]他们坚持把“日台条约”的有效性看作是日本对台应坚守的“信义”。自民党的元老人物、“台湾帮”中的强硬派贺屋兴宣即使在1972年中日建交后，还在鼓吹中日间不应该签订和约，因为日本已和台湾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不可再有类似的条约。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又名日台恳谈会，是1973年3月14日由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发起成立的亲台团体，也是日台关系中实质性的内容之一。负责人滩尾弘吉、藤尾正行等人与台湾政界联系密切，企图使“断交”后的日台关系保持准官方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武见敬三指出：“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并未主张日本政府与国府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仍然承认国府代表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政府应该将国府视同正式外交上所承认的国家政府看待，而与之维持良好的关系。”[3] 青岚会：由自民党鹰派议员玉置和郎纠集中川一郎等部分鹰派议员根据岸信介的意图于1973年7月成立的亲台团体。曾提出关于恢复日中和平条约谈判的四个条件：谋求保全台湾的地位；确立日本关于反霸条款的立场；要确认尖阁列岛（钓鱼岛）是日本领土；要确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已消失。如果这四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就不承认是外交谈判；如果外相没有信心使上述条件得到满足，就不应当访华。1975年1月，玉置和郎曾要求三木首相从“日中和平条约”中删除“和平”二字。1977年10月，又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在缔约前“应书面要求中国废除中苏军事同盟中敌视日本的条款”。1978年5月，抓住“钓鱼岛事件”（1978年4月中国渔船为追捕鱼群而进入钓鱼岛附近）攻击中国是“表里不一的国家，不应同其缔约”。[4]虽然中国政府指出这完全是偶发事件，应当把领土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不应当利用此事件拖延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但是，却仍导致了日本外相访华计划的后延。 以上是自民党内右翼亲台势力的典型代表。此外，在日本国内还有一大批右翼团体，如右翼团体青年思想研究会、大日本爱国党等，他们同台湾往来密切，频频阻挠、破坏中日间的友好进程。 1976年12月，福田赳夫出任日本新首相，开始实行全方位外交。 1978年以后，围绕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苏联霸权主义迅速扩张军备从而使其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引起了美国和日本的极大警惕。这种形势下，尽速地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遏制苏联霸权主义势力的扩张，已经成为关系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利益的当务之急。 其次，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