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云南边政学探究述评.doc

20世纪前半期云南边政学探究述评 　　摘要：20世纪前半期，云南边政学经历了发轫、繁荣到延展三个阶段。尤其是抗战时期，因与多个国家接壤，从中国文化研究的边缘转为中心，从抗日的后方到前哨诸多因素交织，使边政学研究成果斐然，成为其时中国边政学研究两大重镇之一。①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20世纪前半期云南边政学的研究加以系统回顾，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20世纪前半期；云南；边政学；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6-0043-08 在中国，”边政”概念产生时间较早，是指封建王朝镇守边疆的军政官员所执掌的事务，明嘉靖时期陕西监察御史张雨就曾撰写过《边政考》。[1]（P56）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有“边政学”一词。首提该概念的是吴文藻。他说：“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2]近年，有学者对吴氏定义有所补正，但大都不离其宗。如，边政学是“一门新的关于边疆政治的学问”、[3]（P268）“一门以边疆历史、语言、文化和边疆政策为内容的研究”、[4]“中国边政学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的一门交叉或边缘学科”[5]、“边政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需要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知识，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边疆诸问题”。[6]（P401） 可知中国边政学之特点：一是起步较晚，是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内忧外患的社会情境催生的；二是与多种学科相结合，或者说在研究中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是研究对象与范围极广；四是学术旨趣与现实关注并重。与此相对应，进入20世纪云南边境危机频发，尤其是抗战以来，云南边境线长，与越、老、缅接壤的地缘关系，有18个之多的跨界民族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注定在边政学研究之沃土的云南将孕育出灿烂的学术之花。 一、发轫――抗战前期的云南边政学 “我国现代意义的边疆研究，创始于（近代）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7]“边疆学术之综合”，就是吴文藻所言的边政学，“大概就是从晚清开始，……有一批有识之士感觉到，要应对当时的边疆危机就要去了解边疆、研究边疆，这样就兴起了一个边疆研究的高潮。晚清的边疆研究主要在西北和西藏，西南这边还不那么重要。……而且这些研究还是一种半自发半自觉的。”[8]进入民国，清政府官员兼学者对云南边地基于边疆危机而备受关注，可视为是云南边政学研究之肇始。 对滇西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缅边境的片马。其研究内容可分为“片马事件”前后两个阶段。事件发生前，孙中山助滇留日学生创办《云南》杂志，侠少（吕志伊） 的《滇缅界事述略》和志复（杨振鸿）的 《滇缅疆界谈判》先后刊发于《云南》二月刊与九月刊。“片马事件”发生不久，论述涌现[9]：其一是概述介绍“片马事件”。如宋教仁的《滇西之祸源篇》[10]、《哀片马》[11]（P29～30）、《说片马》[12]（P2～3）、《滇缅勘界恸史》[13]（P181～182）等，介绍中国历代政府对片马的管辖、中缅边界划界情况及英侵占片马事实，把片马丢失归咎于政府腐败无能，使民众了解事件真相而激起关注。其二是从国际法角度探讨片马问题。贺绍章《片马交涉感言》[14]（P13～16）指出片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受国际公法保护，任何国家的入侵都是对国际公法的藐视，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其三是沿用传统历史研究法介绍“片马事件”。《片马交涉始末记》[15]（P22～29）简述“派赖事件”以来中英双方交涉情况，展现片马事件过程，为后人留下第一手史料。其四是从政治影响角度，痛切失地，呼吁以武力收复。《片马紧要记》闵为人著，可能为清宣统、辛亥年间1911 年（铅印本）。说：“英入片马不啻疾雷贯耳，汗出心惊。片马何地？ 滇蜀藏之锁也。故不揣己力亲临险地，苦甚，数月始归。致书内阁人存土存，人亡土亡。呼吁：一千七百万云南人，当组团练，武力抗英。”秦宥横《争滇缅界务奏稿》《云南文献》，1972年2期。表示：“寸壤尺地，性命争之。”要求政府：“滇边失地，武力争之。”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适应现实的需要，从敏感的领土问题入手，借古喻今，推翻封建王朝的主题十分鲜明。此后滇边界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9] 对滇南红河流域的研究始于贺宗章与丁文江，他们是最早亲赴滇任职与调查的官员兼学者。贺氏《幻影谈》从军事和红河水运角度记载红河地区在外来势力冲击下，滇越铁路的修筑以及清末红河地区新旧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起步的状况。丁文江《我的第一次内地旅行》、《云南个旧》，记载滇越铁路开通后和民国初年红河地区现代化进程、红河地区的交通和个旧锡业的现代化转型状况。两人研究相互承袭、相互印证，正好反映了20世纪初期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