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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传记发展过程浅探 　　摘 要： 古典传记和传记文学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传记”的概念演变经历了由包括解经、纪事、写人这样一个复杂、模糊的界定阶段，到单指记述人物真实生平事迹的散文著作这样一个明确单一界定阶段的发展过程。文章沿着这条线索进行四溯探讨，记述人物真实生平事迹为界定标准，梳理古典传记的发展脉络及其各个朝代的发展特点和因承关系。 关键词： 古典传记 发展脉络 梳理 “传记”的概念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它除了指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字外，还包括解释经典和单纯记事的作品。其后各朝各代不断对“传记”含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最晚在明朝时，“传记”作为一种记述人物真实生平事迹的文体基本确定下来。现代文学对“传记”界限进行再次明确、完善，认为“传记”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个体人物生平经历及性格的散文著作”[1]。笔者以这一定义为界定标准，梳理古典传记的发展脉络及其各个朝代的发展特点和因承关系。 一、先秦战国――传记的孕育期 先秦战国是文体发展的起步期，也是孕育传记的萌芽期。专门写人的传记在这一时期虽然还未正式出现，但是已经出现的文体、文类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写人记事的传记因素。神话传说、诗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志墓文字都可以看做早期传记萌芽。它们在写人叙事上的技巧锻炼和经验积累不仅促使传记正式形成，而且使其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达到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1.神话传说 在文字未产生和广泛应用之前，人们就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历史。“传记”最早可以追溯到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早期流传的《女娲补天》、《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故事虽然记述的都是虚幻的神话人物，但是它们开启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先河。经过战国百家争鸣，思想解放，人的价值被凸显，于是人们由自然崇拜转向祖先崇拜，故事描述的对象相应地由神仙转向了具有杰出贡献的首领、祖先，如《神农传说》、《大禹治水》。神农和大禹仍然有被神化的痕迹，属于半神人，真正以人为记述对象的是战国后期出现的《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记载的是周穆王西巡的史事，中间夹杂穆天子“宾于西王母”一段显系神话，可总体而言，《穆天子传》以真实人物为记述对象，记载事件大部分属实，可以看做是神话传说向纪实传记的过渡，而且它对魏晋时期出现的道教神仙传记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 2.诗歌 诗歌中最早出现的传记萌芽跟英雄传说一样都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大雅?的事迹，突出描述了他在农业上的功绩。《公刘》一诗主要写公刘带领周人由邵迁幽的壮举，《绵》、《皇矣》、《大明》三篇写古公宜父迁岐、文王伐崇伐密、武王伐封的故事。陆侃如、冯沉君在《中国诗史》中称之为“后樱传”、“公刘传”、“公宜兄传”、“文王传、粉筱王传”。《诗经》以后，战国出现的楚辞《离骚》可以看做是一首自传式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中先介绍自己的世系、出生年月，接着用比兴象征手段描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为之做出的努力，直到理想破灭自投汨罗而亡的整个人生历程。而且诗中有大量的内心独白和心理剖析，人物性格比《诗经》时代更显鲜明。“从《离骚》的内容及其对以后的影响来看，也可认为它是自传的萌芽”[2]。 3.历史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中也出现了传记萌芽。《尚书灵王、郑子产。美中不足的是《左传》为编年体的著作，以年系事，以事系人，人物事迹较为分散。其后出现的《国语》、《战国策》借鉴了《左传》的成功实践并加以完善。它们在写人叙事方面的进一步探索对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人物传记产生了直接影响：首先，国别体的叙述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物事迹分散的缺点，为编年体写人向纪传体写人发展构建了桥梁；其次，记载的人物类型更加丰富，黄发垂髫、政客侠士、佞臣宠姬、商贩盗贼无所不包；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更加完整生动，尤其是《战国策》“荆轲刺秦皇”一篇，不仅人物生平交代清楚，而且运用了各种文学手法描绘人物所处的环境与人物的性格。后来司马迁在作《刺客列传荆轲传》时几乎全篇采用了《战国策》中的这段记载。正如杨公骥先生所说：“《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正是在历史的真人真事之中做出故事的选择，做形象的加工，从而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开辟了道路。”[3] 《国语》、《战国策》中很多故事摘出来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人物传记，但是它们主观写作的目的是记史而非写人，写人仍处于不自觉状态，所以只能看做是传记萌芽。 4.诸子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多以门派创始人或代表人物活动、言行为线索论述哲学政治思想，因此具有一定的记人叙事的传记因素。《论语》是孔子的学生或再传学生共同编写的一部语录散文，它主要记述了孔子的言行和思想，书中所写的人物、事件都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以表现一个人物为中心的著作，这是第一次出现”[4]。《晏子春秋》通过记载了有关晏子的215则故事说明其治国思想，与侧重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