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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体在古罗马法律思想中正当性设想 　　[摘要]古罗马法能够发展成为一种精致的法律体系，得益于其自然法思想的指导，它内含着罗马法学家的推理模式、解决法律问题的方式。古罗马法思想中关于政体的论述首推伟大的政治家和法律思想家西塞罗的共和主义思想。而古罗马法律思想关于政体理论的研究又不仅囿于西塞罗，而是源远流长，不断发展。因此，文章尝试的是在古罗马法律思想中找寻关于当代中国政体理论的法律正当性，运用自然法理论阐述，在这样的大胆设想的基调与背景下，通过比较分析试图阐述中国政体中的顽固问题的原因。 [关键词]古罗马；政体；自然法；实在法；西塞罗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80-02 一、中国政体与西塞罗的共和政体理论的比较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法律思想家，在政治上，他极力反对军事独裁，试图恢复已经崩坏的罗马以共和体制，在思想上，他首倡了权力分立和均衡制约的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提出了法起源于自然及自然平等，权力从属于法律，罪刑相适的法治理论，对人类文化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关于罗马共和主义政体，西塞罗的阐述在其经典著作中最为完备。同时他认为，罗马的国家体制是最完美的，而他关于理想政体的论述也是以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国家体制为典范的。 （一）中国政体之根本有着混合政体的优越性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虽然受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的指导，却不同于巴黎公社或者苏联苏维埃制度，结合变化了的我国国情，依据我们所认可的代议制民主理论，吸收了西方代议制民主形式，同时又根据本国的传统，形成的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西塞罗认为三种单一政体都容易走向其病态的反面，唯有混合政体才是公平的，稳定的。从这个角说，西塞罗强调的混合政体不仅吸收了过往三种政体的优点，同时追求的则是一种公平、稳定的政权组织形式。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代议制民主形式，同时又以民主集中的方式避免了西方国家民主政体固有的因党派更迭造成的政治浪费与动荡。 在探讨政体的起源和作用时，西塞罗认为人类社会的国家是依照上帝天国的模式而创造的，国家的根本便是一个道德的社会，是人们共同服从最高理性的自然的结合。西塞罗还提出了“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的观点，认为“人民只要有参政的机会便是得到自由的机会”。他把自由和参政看成是一个整体，不仅把人民的参政看成自由的前提，而且还把政治权力的基础放在人民的参政之上。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与我国政体甚至国体有着共通之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逐步形成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权模式。无论是西塞罗所追求的政治实践理想，还是中国政体的内核精神，都强调了稳定、公正的政权组织形式，同时以人民掌握政权强调政权组织的民主性为根本因素，这样的政体才能具有保存自己的固有力量。 （二）中国政体下的权力机构设置的正当性 西塞罗在《论共和国论法律》一书中提到，国家的政治权力是极端重要的，他的理想政体也是以罗马执政官为代表的君主制、以元老院议会为代表的贵族制和以民众大会及平民保官民为代表的民主制结合起来，形成权力的制约与权力的制衡。而罗马的共和政体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元老院、公民大会及行政长官系统。罗马的共和政体较早地体现了权力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相互制衡原则。它的相互制衡不仅体现在元老院、公民大会和行政长官这三大政治组织之间横向的制衡上，而且还体现在权力体系的纵向关系，即平民与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之间的相互制衡上。因此，西塞罗所倡导的共和制政体强调的首要形式则是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 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在这样的单一制政权组织体制下，并不是没有权力的制衡与制约的。在人大制度条件下，人大、政府、两院（法院和检察院）是我国的主要国家机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分权制衡，也不是合而为一。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权力由人大统一行使。但是，这种统一行使并不是由人大直接行使一切国家权力。在实践上，国家权力从内容上被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人大直接行使，另一部分经宪法授权由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机关之间各有分工，在职责范围内互不干扰，但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为保证各个国家机关的工作都遵循宪法规定的同一个大目标运作，人大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监督权，而且这种监督又以不直接干涉和替代其他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为界限。正是在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直接行使部分权力，同时保障、监督其他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这两方面的结合上体现出了国家机关之间实行的分工合作原则，实现了我国共和制政体的创新。因此，我国的政体机构组织并不是不强调权力的制约和制衡，而是把这样的一种理念融入到单一制自上而下的民主制中，从内而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