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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音乐付费机制未来模式建构 　　【摘要】在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草案中旨在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与“延伸性集体管理”的规定，却遭到了作为保护对象的音乐著作权人的强烈反对，关于我国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的争议非常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有的数字音乐付费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争议集中在付费主体、付费对象和付费机制上。进而探究构建能够协调不同产业主体利益冲突、化解权利内容间的矛盾的数字音乐付费机制的未来模式――逐步淘汰法定许可制度，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关键词】数字音乐；付费机制；法定许可制度；集体管理制度 一、问题的引入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音乐作品的传播方式在不断发生变革，音乐著作权体系的生成与发展也在同步发生变化，其总的趋势是权利主体日益多元化，权利内容日趋复杂，权利许可模式也在不断变化。具体而言在音乐著作权制度产生之初，受传播方式的局限，音乐作品的传播与利用离不开纸质载体，所以音乐著作权主体与其他作品的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基本相同――“复制权+发行权”的权利体系。权利主体主要有创作者和出版者，权利许可模式也是较为简单的授权许可模式。19世纪末，伴随着录音和广播技术的发展，音乐著作权制度突破了乐谱发行的模式进入第一次转型期，出现新的产业主体即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者，但由于出版者的阻挠并未形成表演权和广播权，而是将录音制作者的机械复制纳入复制权的范围。这一时期的权利许可模式也变得更加复杂，在出版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之间以法定许可介入，在出版者和广播组织者间则实行集中许可机制。从20世纪50年代后互联网的兴起，网络的迅猛发展给音乐著作权制度带来了新的变革――数字音乐的出现使得从权利主体到权利客体再到权利的许可机制都更加复杂，使得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成为著作权领域最为复杂的部分。数字化几乎毁灭了原有的音乐产业，音乐著作权主体的受益需要新的模式，由此产生了数字音乐付费问题。随着我国音乐产业的逐步发展，产业主体急需用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商业模式所获得的收益弥补日趋减少的实体唱片所带来损失。然而在我国数字音乐付费却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在实现中作为音乐作品的最终使用者的网络用户以免费使用为常态，其次在我国音乐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相比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能从网络服务提供者那获得的收益也极为有限。我国的立法对音乐著作权的付费问题也出现反复规定，目前数字音乐付费机制存在许多问题。 二、目前我国数字音乐付费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音乐著作权制度是对发达国家法律进行移植的结果，最初是出于国际贸易的需要，并不是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需求，所以是脱离了我国实际情况的。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关于数字音乐付费问题虽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但由于我国的相关制度是单纯继受发达国家经验的结果，所以在与他国共同面临网络技术的挑战时，我国立法由于既不能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立法又缺乏现成的立法可供继受，所以十分的被动。为了能构建可协调不同产业主体利益冲突、化解权利内容间的矛盾的数字音乐付费机制，就必须梳理出我国数字音乐付费机制所存在的问题。 （一）因产业形态差异导致付费主体存在争议 网络的发展使得互联网产业主体（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新的主体进入音乐产业，与之前的产业主体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提供信息分享平台为手段扩大网络用户的数量，最终向需要用户流量的第三方收取费用如广告费，所以他们的目标是提高传播效率，故为了吸引尽量多的网络用户，他们以提供免费服务为常态。而在网络时代之前就存在的产业主体如出版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以及广播组织者等则是以提供音乐作品为收益来源的，所以他们希望向所有的使用者收取费用，显然就包括了广大的网络用户。一方面著作权法是以保护著作权和邻接权为立法目的，传统的音乐产业主体也一直在不断依据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音乐著作权人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案例如“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在我国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优势地位，音乐著作权人所能获得的收益仍然非常低，难以弥补他们由于实体唱片市场消失所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新兴的主体对音乐产业的发展有非常的作用，也要考虑他们的产业需要尽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传播效率。两个方面存在争议，需要构建合理的数字音乐付费机制加以协调。 （二）因权利内容叠加导致付费对象存在冲突 音乐著作权制度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日益复杂，在前网络时代形成了“音乐作品――录音作品”分立的二元权利体系。在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的出版者与录音制品的制作者仍然坚持各自原有的权利诉求，这就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数字音乐作品时要认真区分其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权利种类，对一项传播行为要征求不同权利主体同意并向不同主体支付费用。对于使用量巨大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