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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视角下城镇化发展新思索 　　内容摘要：本文把一个区域中最具有城镇化因子的产业园区、城市新区和老城区作为讨论对象，以产城融合的视角来审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明确提出产城融合是城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并指出基于产城融合视角下产业园区、城市新区和老城区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并认为加快利于产城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保障和内生动力。 关键词：产城分离 产城融合 城镇化 制度 问题的提出：城镇化过程中的产城融合程度低 （一）城市新区：有城无产、虚假城镇化、城市建设难以适应产城融合需要 新区重房产、轻产业与虚假城镇化并存。地方政府基于政绩和形象工程的考虑拉大城市框架，进行“摊大饼”似的搞城市新区建设，通过房地产和政府部门搬家来推动新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主城区人口分流的功能，然而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效益，而重房产开发，轻产业培育和产业环境搭建，使得新区缺乏产业带动支撑而住房空置率高，从而导致新区变成“鬼城”和“有城无市”的空城化局面。此外，由于这种“摊大饼”似的新区开发，使新区所圈之地，将周边许多农村区域也涵盖在其内，这使得大量未经职业和空间的转换的农村人口，在一夜之间因所在地行政建制变更而不费吹灰之力成为市民。这种虚假的城镇化，在短期无配套产业支撑的情况下，使产城融合目标难以实现。 新区建设难以适应产城融合需要。一方面，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缓慢难以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由于受到政府财力、空间管制和开发管理模式的限制，城市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只注重项目本身配套功能的建设，而普遍存在其从属功能和综合服务设施的定位偏低，配套设施不具有规模效应，从而难以实现城市功能的有效集聚（刘荣增等，2013）。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形成新区入住率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城市新区的住房建设方面，城市政府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拆迁农民住房的政策性安置和市场化的商品房开发，忽视了未来产业工人和服务人员的住房建设需求，这使得这些人成为了拆迁安置和商品房的两不管地带，这样在房价提前透支新城规划利好的情况下，待到产业职能部门真正入驻新区时，房价已抬升几倍，高成本的住房将成为新城人口导入的门槛，从而造成产城融合难题（邵安兆，2012）。 （二）老城区：产城能级低、城市等级与产业层次的结构性不匹配 随着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许多城市已经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但目前西部部分城市的老城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人口膨胀第三产业、交通拥堵、资源紧张、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和城市老化问题，使得城市的可承载力已逐步逼近极限。导致这些危机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产业层次不高和与之并存的城市功能置换滞后以及产业发展不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是直接原因。按照中心―外围理论，老城区是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和产业体系配置最为完善的中心区，它支撑和引导外围边缘地带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按理说，为了保持这种势能，老城区城市功能更新与产业高级化应该协调推进，然而，因为路径锁闭使得目前许多老城区存在本身的城市功能等级与其产业层次结构不对等而并没有实现两者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从而对外围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导致不能形成高级资本人力要素的集聚，在积累因果循环机制的作用下，进而可能导致中心城区的陷落；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建设规划之间存在相互脱节现象，导致了诸如老城区的城市功能缺乏产业支撑，产业发展方向缺乏相应的城市功能导向等问题，由此造成整个城市经济社会系统的紊乱，这种结构性不匹配、不协调，也成为导致老城区与新城区产业发展不协调、城乡产业分工不明和城乡分割发展等突出问题的重要原因。 （三）产业园区：有产无城、区城互补融合性差、产业集群程度低 产业园区有产无城。它作为一种单一的生产功能区而不具有城市功能，只不过是外地农民工和加工制造活动集聚的生产基地（孔翔等，2013），企业只是拥有简陋的员工宿舍和生活区，这些企业形成了一种“前厂后院”的办厂模式（王雄昌，2011），因大量外来的农村产业工人遭受社会排斥而没能取得本地城镇户籍，没有资格获得廉租房、社保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而只能常年栖居在生活单调乏味的厂区内，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转化为城市市民，这明显是一种有产业、无市民和产业形态、无城市形态的滞后性的城市化。这一方面使得城镇化的潜在内需没得到很好的挖掘，城市商业无法吸引其消费，与此同时，这种外在的户籍制度的社会排斥，容易带来外来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矛盾，降低认同度，带来区域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这种简单的生活条件，很难吸引高素质人才根植于当地生活发展，更无法形成有效的地方社会网络（孔翔等，2013），从而导致区域内生性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开启。 职住分离与产城互动不够。从形式上看，产城融合问题还表现在职住分离和空间错位，即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