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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理念回归之法理研究 　　摘 要 亲亲相隐是人们所熟知的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曾在我国法律传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于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不被强制出庭作证被视为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亲亲相隐理念反映出其现代法律价值，然而，其回归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关键词 亲亲相隐 传统法律文化 亲属拒绝作证权 一、案例展开：亲亲相隐的审视 “亲亲相隐”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亲亲”、“尊尊”制度，至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正式提出“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也就是亲亲相隐原则，其核心内涵是亲属之间有罪应当相互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在《论语“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其中意思大概是：叶公对孔子讲述一个故事，在叶公的家乡，有一个很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这个人作为儿子出来指证。孔子听了就对叶公说，他家乡也有一个很正直的人，但是他的做法不一样，而是父亲替儿子遮掩，儿子替父亲遮掩，孔子并认为正直就在这中间了。这就是亲亲相隐理念，这一理念影响及至后世。 而典型案例则见诸于董仲舒在春秋决狱中的一件案子。“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养之，以为子。及子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在该案例中，案情清晰，但问题的结症在于乙为甲的养子，甲能否为其隐罪。而最后的结果是乙不当坐。对养子的“隐”充分体现了儒家经义中的亲亲相隐。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结构性变迁，亲亲相隐在我国现代社会中逐渐式微。其重要的方面是在法律中得不到立法者、司法者的认同。 其中，在轰动一时“佘祥林案件”中发生在佘母身上的悲剧也值得我们反思。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因精神病走失，张的家人怀疑她是被丈夫所杀，最终，佘祥林在199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佘祥林母亲杨五香因反复上访和申诉，被有关部门认定为“包庇犯罪”、“妨碍司法公正”，关进看守所长达9个月，身心备受折磨，回家后3个月，这位倔强而爱子心切的母亲在郁郁中去世，年仅54岁。这后果的造成表明现行法律否定了“亲亲相隐”的家庭本位亲情伦理立法。 直至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的生效才令人感受到亲亲相隐理念在法律中的体现。新刑诉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刑诉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免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 二、当代价值：亲亲相隐的合理性分析 至此，通过对亲亲相隐理念的审视，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亲亲相隐理念与法律有着不同的交集。在古代，由于强调礼法合一，重视国法与人情的结合，亲亲相隐理念得到了认可，从而出现了亲情义务法律化之现象。而到了现代，特别是“文革”之后，过于强调大义灭亲从而使得亲亲相隐理念的式微，同时，刑事侦查的需要也不允许亲亲相首匿，以至于妨碍司法、包庇犯罪现象多有出现。然而，经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反思，学术界以及法律界才逐渐开始承认亲亲相隐理念并在立法中有所体现，那就是新刑诉法的修正，承认了亲属的拒绝出庭作证权。因此，对亲亲相隐理念承认与否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其价值的考量。 基于此，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亲亲相隐其弊大于利，主要体现在：第一，亲亲相隐制度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是封建糟粕；第二，亲亲相隐制度不利于刑事侦查，可能使得犯罪分子逃避法网，难以实现法律正义；第三，亲亲相隐制度有违法治精神。然而，这些观点是难以站住脚的。虽然亲亲相隐制度曾扮演了一个尊卑双方的容隐权利和义务不同的角色，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取其合理内核。至于对阻碍刑事侦查观点的回应，我们认为只要了解西方的沉默权，就不难发现刑事侦查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并非取决于口供，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侦查技术的提升。另外，亲亲相隐也并非违背法治精神，相反，纵观被我们认为的法治国家，他们都体现了这一理念。譬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2条规定：与被指控人的订婚人，配偶或前配偶（被指控人）现在或曾经是直系亲属或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内有血缘关系或者三亲内有姻亲关系的人，皆有权拒绝作证。 值得肯定的是，从新刑诉法对亲亲相隐理念的吸收中我们可以看到亲亲相隐理念在当代呈现出其自身的价值。以下，笔者主要从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层面对亲亲相隐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以显示亲亲相隐理念在当代的法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