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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难事”不再那么难 　　 　　由于毕节试验区地处边远贫困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群众传统婚育观念根深蒂固，人口急剧膨胀，号称“天下第一难事”的人口控制工作，从一开始就成为试验区所有工作的难中之难。 　　从强制执行到政策宣传，从计生管理到计生服务，从计生处罚到计生激励，20年的探索试验，试验区人口控制工作在政策、观念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使“天下第一难事”不再那么难。 　　试验区20年的探索实践不但有效解决了人口膨胀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在人口控制过程中实现了人口素质的提升，为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节试验区在人口控制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欠发达、欠开发”还是试验区目前的基本区情，贫困的面貌还未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仍然脆弱，人口基数还是显得庞大，人口控制的任务还很艰巨，不容有丝毫懈怠。 　　 　　由于毕节试验区地处边远贫困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群众传统婚育观念根深蒂固，人口急剧膨胀，号称“天下第一难事”的人口控制工作，从一开始就成为试验区所有工作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开篇，杨八郎的故事与天下第一难事 　　 　　20多年前的一天，毕节市观音桥办事处塘房村燕子凹苗族聚居的寨子，杨八郎正蹲在自己低矮的草屋里编竹筐，村组长急火火地进来喊：“快，八郎，领导来了。”话音未落，有人弯腰进了他的草屋，其中一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问他家有几口人、几亩地，种些什么庄稼？粮食是否够吃，孩子上学没有？等等。忠厚的八郎一五一十地回答。听着八郎的话，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和八郎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来者心情凝重地拿出随身携带的500元钱给八郎，嘱咐他要相信党和政府，嘱咐他要勤劳致富。 　　八郎并不知道看望自己的是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更没能意识到，他全家20多口人蜗居在仅有30多平方米的茅草房，屋中仅有一张连床褥都没有的木床，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只能在铺着茅草的地板上睡觉的家境，让省委书记感到深深的震惊和忧虑。 　　杨八郎原名杨德才，因为生了8个儿子，人们称他为八郎。在上世纪80年代的毕节农村，这可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雅号。 　　当时毕节包产到户才几年，谁家的人口多，分到的土地就越多；谁家劳动力强，毁林开垦的荒山就越多。50岁左右的村民，有8个以上子女的并不少，而杨八郎之所以有此雅号，在于他的孩子是8个儿子。儿子多，即使穷，但人多势众，意味着没人敢欺负。 　　由于试验区地处边远贫困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发展滞后，在当时以农耕为主的毕节农村，群众“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旧的传统婚育观念根深蒂固，“人多力量大，田多不够犁几架”、“人少好过年、人多好种田”，农村生产方式落后，劳动强度大，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与经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部分农民家庭出于自身生活和抚养老人的实际需要，普遍重视劳动力的数量，多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的愿望十分强烈。 　　这个时期的毕节地区纳雍县龙场镇干河沟村，50岁以上的乡亲，大多有8个以上孩子。这里有户人家，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毕节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1975年）已经有5个孩子，但5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一个是男孩。人们说“独儿无孝、独狗上灶”，而且因为只有一个儿子，与村里人发生矛盾时，人们都会拿把他家独儿子怎样怎样来威胁。 　　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现实生活中的“威胁”，这户人家除了悉心保护好他们的独子外，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又超生了3个孩子。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终于是男孩，虽然这个男孩属于包产到户后才生的，没有分到土地，而且被罚了款，抄过家，但他们认为很值。因为他们开垦的荒地很多，土地种不完，而且有两个儿子，不会再受人歧视了。 　　这户人家就是记者的家。 　　毕节试验区境内多山，境内山高坡陡，峰峦重叠，沟壑纵横，河谷深切，土地破碎，高原山地占93.3%。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按照毕节地区的土地资源以及水资源来测算，毕节地区最多只能承载400万左右的人口。但是实际上，在1987年，毕节地区的总人口就已经超过了560万。 　　人口的过快增长不但带来了贫穷、落后、教育缺失、陈规陋习顽固不化等直接效应，而且还间接导致了新的生态失衡等负面影响。 　　人口过多，生态恶化，贫困加剧，这三个因素终于把毕节地区推入了全国极贫地区的行列。 　　在自然生存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当时，毕节地区这片典型的喀斯特土地上，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18人，分别比贵州和全国平均水平多34人和94人。人口控制这“天下第一难事”成为试验区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走出杨八郎家茅草屋，胡锦涛凝重地对随行的同志说，一定要把人口数量控制下来。 　　随后，“人口控制”成为试验区三大主题的核心环节，即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