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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阐释论”的独创性与矛盾困境 　　摘要：张江教授的“强制阐释论”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并产生巨大的学术反响。然而，该理论建构自身存在一些矛盾困境，最重要的是理论运用的“场外”与“场内”的矛盾困境、文本阐释的“发现意义”与“赋予意义”的矛盾困境，如何解决这两大困境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张江；强制阐释论；独创性；矛盾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7-0062-05 　　一、“强制阐释论”的独创性 　　张江教授根据强制阐释普遍存在的现象，提出“强制阐释”这一概念，以此区别于“过度阐释”，这在当下文论语境中可谓空谷足音，具有学术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把当代西方文论以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强制阐释”的严重弊端暴露无遗，其学术深度堪与“过度阐释”媲美，而其学术视野远远超出“过度阐释”，从而体现了应有的反思力度。 　　所谓“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① 其基本特征有四：第一，场外征用；第二，主观预设；第三，非逻辑证明；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强制阐释”概念具有独创性，它被赋予不同于“过度阐释”的新内涵。这是《强制阐释论》及其他相关论文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强制阐释的“场外征用”现象普遍存在，并早就为西方学者所关注。加拿大学者诺思洛普?弗莱曾经指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托马斯主义、自由人文主义，还是弗洛伊德学派、荣格学派，或是存在主义，都是以文学之外的概念框架来谈论文学的。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也认为：“那些常常被看作是‘理论’的东西，就‘学科’而言，其实极少是文学理论，例如它们不探讨文学作品的区别性特征及其方法论原则。诸如弗里德里克?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佛迪南?索绪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路易斯?阿??图塞、朱迪丝?巴特勒以及很多其他理论家的理论著作都根本不是在研究文学，最多不过是稍微牵涉到一点文学而已。”②但他们没有提出“强制阐释”理论，张教授提出这一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论者认为“强制阐释论”的提出是2014年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以地道的中国话语对上世纪一切流行理论的犀利解构，是以中国自己的声音，以很大的勇气对20世纪西方文论总体上落入“强制阐释”窠臼的大力批判，给“理论死了”这个在西方也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业已流传有年的低迷口号，以高屋建瓴的哲学和理论总结。③ “强制阐释论”不是提倡“强制阐释”，而是反对“强制阐释”，实质上是“反强制阐释论”，是不同于“过度阐释”的一种理论建构。这一点为不少学者所忽视。白烨《“强制阐释论”在文论界引起热议》说：“法国学者让尼夫?盖兰指出：张江教授对‘强制阐释’提出的批评，恰当而深刻。的确，强制、滥用和野蛮的阐释，即所谓过度阐释，以前有过，如今也依然存在。”④ 瑞士洛桑大学教授阿纳斯塔西娅?德?里亚?福尔特认为：“任何一个阐释都必须放在一个历史语境中，否则，过度阐释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文论中，过度阐释的现象很早就有。”还指出：“可以用新的标准来阐释旧的文本，在文本里面发现一些秘密的内涵，但是不能完全脱离文本，在这方面我同意张江教授的观点。”⑤ 很显然，他们没有发现张江教授对“强制阐释”与“过度阐释”的区分及其意图。 　　意大利学者昂贝多?艾柯建立了“过度诠释”理论，其核心是围绕“作品意图”，而非“作者意图”，也非“读者意图”。他试图在“作品意图”与“读者意图”之间保持某种辩证的关系。在艾柯看来，“本文的意图只是读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测出来的。读者的积极作用主要就在于对本文的意图进行推测”，而能够推测出“本文的意图”的，是隐含在本文中的“标准读者”，而不是“经验读者”。艾柯认为，本文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产生其“标准读者”，“既然本文的意图主要是产生一个标准读者以对其自身进行推测，那么标准读者的积极作用就在于能够勾勒出一个标准的作者，此标准作者并非经验作者，它最终与本文的意图相吻合”⑥。艾柯并没有对“过度诠释”做出明确的定义，不过我们可以从其论述中推测，其“过度诠释”可能是指超越“标准读者”对本文意图推测范围的诠释。张江教授的文本阐释论与艾柯的“作品意图”理论存在相同之处，即都突出文本或文本意图，并进行“合法阐释”。张教授自言“强制阐释”与“过度阐释”都承认批评的有限性，不认同读者天马行空“阅读”文本的权力；都认为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的结果超越了文本，对文本作了在作者看来是多余的阐释；都认为作者――在艾柯那里是“经验作者”――有权力判断哪些是“合法阐释”，其余阐释应排除于合法阐释之外。⑦ 二者都对“解构主义者”的“无限衍义”式的文本批评持否定态度。卡勒认为：“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