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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建台灣的社會信任
如何重建台灣的社會信任? 顧忠華/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信任」是什麼? 「信任」是人與人之間的凝固劑,也是社會合作的重要基礎。社會學者認為,信任是一種公共的「社會資本」,但也是個人無形的資產,一個社會的信任度愈高,組織成本和交易成本可以相對降低,而社交生活愈順暢,經濟活動也愈繁榮,所以「信任」成為衡量社會整合程度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 「信任」作為一種社會機制 我們從小便學會判斷,要信任那些人,信任那些制度。但在成長過程中,往往產生更多的不信任。究竟世界上有沒有絕對的判準來告訴我們,要如何才能放心付出信任,而不致換來失望,甚至受騙上當? 其實,信任的機制隨著社會的變遷,起過重大的變化,傳統社會普遍以熟悉作為信任的保證,但現代社會分工精細,對專家和系統的信任,超過了對於個人的信任。 信任與文化 如果將信任理解為社會制度和文化規範的產物,我們可以發現西方人的「法治精神」,為社會信任奠定了比較穩固的基石。德國社會學者韋伯 (Max Weber)更指出:「基督新教倫理」孕育了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經營模式,使得西方創造出高度的文明成就。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所著的《信任》一書,更進一步詮釋了文化因素對於政經制度的深刻影響。 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 信任度高,代表社會凝聚力強,社會資本的存量足夠,也形成民主政治的後盾。美國政治學家普特南(R. Putnam)曾經在義大利和美國從事長期調查,認為美國在立國以來,結社活動頻繁,為民主注入蓬勃生機。但是隨著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興盛,社會資本有減弱趨勢,因此發出警訊,引起美國學術界的熱烈辯論,至今未歇。 信任:企管學忘了教? 「信任」表現為社會整體的公共財,但是每個個體或組織,往往在追逐一己之利時,侵蝕了集體的信任。 企業管理經常鼓勵經營者精打細算,創造利潤的最大化,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席勒呼籲,不要太過強化人性中的貪念,因為人類不可能只靠自私的一面而能和平共存,必須重視企業倫理和社會責任,才是負責任的管理學。 台灣有「信任危機」嗎? 依據《天下雜誌》2005年的調查,有八成的受訪民眾認為台灣不是一個彼此信任的社會,台灣生病了嗎?難道信任的社會機制已蕩然無存,我們這一代日日生活在人人自危的「叢林法則」下,沒有辦法再信任政府、企業、鄰居、朋友、甚至家人了嗎? 如果信任應該像空氣和水一樣,屬於生活必需品,是那些因素「污染」了信任,讓台灣成為詐欺橫行、亂象頻傳、無法安居樂業的地方? 台灣社會的信任度調查 「群我倫理基金會」在2002年曾進行過針對台灣民眾的信任度調查,以1-5分來評估對不同身份和職業角色的信任程度,而平均分數為2.69分,低於中間值(3分),表示信任「社會上大部份人」的受訪者不到四成(38.1),顯示台灣的整體信任度並不高。不過,量化指標的解讀必須兼顧情境詮釋,方能適切反映現實狀況。以國際比較來看,台灣的社會信任尚屬中等,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台灣信任度調查概況分析 台灣人最信任的對象還是家人。 繼而是中小學老師、醫師、鄰居。 接著是大學教授、星相算命風水。 再次一級是總統、警察、企業負責人、法官及「社會大部份人」。 信任程度最差的調查項目,包括新聞記者、商業廣告、政府官員及立法委員。 那些是信任的「污染源」? 政治?因為政治人物缺乏誠信、政黨對立嚴重、族群互相猜忌、使得政治成為權謀的代名詞,也是信任的負面教材。 媒體?因為媒體捕風捉影、興風作浪、以特定立場散播仇恨、用狗仔手法報導八卦,缺乏自律的媒體淪為社會亂源。 騙徒與奸商?因為善於利用人性急功近利、貪小便宜的弱點,顛覆了信任。 信任VS.不信任的辯證 不過,上述的「污染源」並非台灣特產,現代的社會交往模式,包括市場經濟及民主政治,都結合了一定的監督和制衡機制,方能在自由選擇的前提下,節制資本和權力擁有者不致濫用大眾交付的信任,過度圖利自己。 尤其個人在社會關係日益複雜的環境中,必須保持適度的警覺心,才能自我保護,避免成為冤大頭或受害者。 因犯困境VS.合作賽局 從「賽局理論」來解釋,不信任的理由,是來自「零和遊戲」,也就是「贏者全拿」或「誠實者吃虧」,這種零和式的競爭,也常見於民主選舉過程,競爭對手彼此互不相讓,無法建立信任。 但社會生活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場域,由於賽局不只一回,競爭者若承認遊戲規則的公正性,長期的信任關係便有可能成立,合作賽局也能成為合理秩序。 在秩序與脫序間的台灣社會 台灣經歷過高度的經濟成長,更創造了民主化的明顯成就,為什麼台灣人普遍存在「秩序情結」,覺得台灣很「亂」,各種現象都很「脫序」?但若從「風險」的角度來看,在一個專業分工的社會中,個人反而失去了家族或村落共同體帶來的安全感,此時包括求職、婚姻的「個別化」趨勢,本身便加速了秩序的轉型,不再能期待穩定的人際關係。 如何重建台灣的社會信任? 亦因此,重建台灣社會信任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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