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与王安忆文坛母女花.docVIP

茹志鹃与王安忆文坛母女花 　　 　　在中国文坛,茹志鹃和王安忆这对母女作家的名字,如雷贯耳。 　　茹志鹃是一位有创作个性的短篇小说家。她在1958年发表的《百合花》以“清新、俊逸”的风格在文坛掀起波澜,倾倒不少评论家和读者;随后的《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出山》、《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一支古老的歌》以及《着暖色的雪地》等无不蕴含着女性的温情和冷峭。尤其是1979年发表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因率先提出否定“大跃进”关乎社会政治的重大问题而开了“反思文学”的先河,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内地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重大作品”,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安忆是新时期从事短、中、长篇小说写作的多面手。她在1980年发表的《雨,沙沙沙》,以热情、奔放的笔调在全国引起反响,随后的《本次列车的终点》、《流逝》、《小鲍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纪实与虚构》、《长恨歌》以及《富萍》等无不透露着感情的朴素和真挚。尤其是1996年出版的《长恨歌》,因对上海近现代史的诠释而尽领风骚,获得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但有谁想到,就是这对在文坛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母女作家,却在创作道路上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 　　 　　母亲:少不更事命凄苦 　　 　　1925年10月30日,茹志鹃出生于上海。 　　茹志鹃的父亲不务正业,整天吃喝嫖赌并吸食鸦片,很快就把祖上传下来的茧行折腾没了,后来还把家里的房子也卖掉了。一家人只好靠着在三井银行当副董事长的姨父和姨母接济过活。茹志鹃三岁时,母亲患白喉去世了。姨母看透了茹父的败家相,觉得茹家是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就把志鹃的大哥和三哥接了去,丢下其他人不管了。见状,父亲也慌了手脚,当即撇下家人远走他乡。不得已,年迈的祖母只好拖着茹志鹃和她的二哥、四哥过起了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或者到杭州的女儿家住几天,或者回上海的姊妹家住几天。对此,茹志鹃的姑母和姨奶也觉得“包袱”沉重,没过多久就踢起了皮球来――姑母说:“不行啊,俺家婆婆管教严厉,私下里都数落我好多次了。”把她们往上海赶。姨奶说:“啥事啊,你有自己的女儿、女婿,咋老往俺家跑哩。”把她们往杭州赶。 　　就这样,幼小的茹志鹃挤在污浊不堪的三等火车车厢里,每年在沪杭路上往返数次。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了,她只好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翻丝绵、做女佣、钉纽扣、缝裤边,多少混口饭吃,受尽了冷遇和白眼,但也铸造了她自强不息的个性。 　　 　　1936年,茹志鹃十一岁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哥哥进入由进步人士钟望阳夫妇创办的上海普志小学读书,开始了学习生活。由于年龄过大以及之前缺乏启蒙教育,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好在老师经常在课后把她留下来给她补课,她才算勉强跟得上节拍。这段生活给茹志鹃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特别是老师每天念一节的《大林和小林》的故事,使她受到了最初的文学熏陶,并产生了阅读文学作品的渴望。 　　抗战爆发后,上海整天炮声隆隆。祖母就带着茹志鹃兄妹仨离开上海来到了杭州,在紫阳山脚下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住下来。不想,路途的颠簸竟使得祖母一病不起,不久即丢下孙儿孙女离开了人世。黑暗顿时笼罩在了茹志鹃的头上。 　　值得庆幸的是,在上海银行做练习生的三哥及时寄来了几块钱生活费,这些钱除了买米,还可以买些当菜吃的红腐乳。这样一来,茹志鹃和哥哥就不用为吃饭发愁了,一直压抑在心底的读书欲望便趁机肆意滋长。可是,上哪儿去找书呢?有一天,在给人家送糊好的火柴盒的路上,茹志鹃意外地发现了一户院里屋里堆满了旧书的没落书香人家,并得知可以随便借阅图书,立刻欢呼雀跃起来。这下子可好了,兄妹仨每天一边糊火柴盒,一边半懂不懂地读《水浒传》、《红楼梦》,也读字典、背古诗词,而且还比着看谁读得多、读得透。结果,仅《红楼梦》茹志鹃就读了九遍之多,其中的大部分诗词更是信口拈来、背诵如流。也就是这样,在无人指教的盲目涉猎中,茹志鹃为自己日后的创作汲取了最为原始的养料。 　　后来,三哥的收支不能平衡了,便写信要茹志鹃和哥哥来上海自己谋生。到上海后,茹志鹃进入一家基督教会办的托儿院,上午做工,下午读书,晚上做祷告。但很快,她就对这种囚徒式的生活忍无可忍了,遂以“死”要挟院方放自己出去。最后,还是三哥赔偿了人家数月的膳宿费后才把她“赎”了出来。人是自由了,但生活还得继续下去。在上海滩的街头东溜西逛了一阵子,茹志鹃找到一所妇女补习学校,就在三哥的资助下安顿了下来。一段日子过后,看到自己精神恢复了、身体胖了而三哥的神情却一天比一天愁苦,她的心里又开始不是滋味了,便决定另找出路,随即在一位同学的介绍下进入一所美国女信徒开办的圣经学校――住宿免费,收少量饭费,只是每天都要背诵枯燥无味的《圣经》。就这也不长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