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的“长征”.docVIP

电视的“长征” 　　【摘 要】本文以崔永元为典型，分析中国电视精英在专业化长征路上的艰难努力。从《实话实说》转道《电影传奇》，及至今天的《我的长征》，在崔永元个性化的探索路径中，折射出中国电视媒介精英的心路里程和精神走向。但来自多方的限制约束了中国电视精英的专业化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电视话语； 娱乐； 意识形态； 责任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张涛甫（1967―），男，安徽六安市人，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成果之一。 　　 　　在中国电视主持人群体中，崔永元是比较独特的一位。中国不乏另类电视主持人，崔永元则是另类中的“另类”。与那些仅仅为了标新而立异的另类主持人不同，他的特立独行背后带有不可替代的先锋意义。但是，在电视媒体普遍媚俗的媒介环境里，崔永元的“另类”与整个大语境不甚谐调，他近年来的激烈言行因为走得太远，显得既孤独，又悲壮。 　　 　　一 、《实话实说》：中国电视话语变革的“拐点” 　　 　　崔永元名字在电视上走红，是因他在1990年代中期主持《实话实说》的火爆而起的。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邻居大妈的儿子”的电视主持人，凭借他在CCTV《实话实说》中的精彩表现，不经意间改写了中国电视长期以来的刻板形象、僵化话语，改变了传者与受众之间的疏离关系，从而成为改写中国电视历史的象征性人物。 　　在渐进式的社会转型进程中，电视媒体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媒介自身力量的推动之下，渐渐改变了几十年如一的傲慢、僵化姿态，其话语由俯视开始转向平视，开始体贴电视观众的感受和接受期待。《实话实说》之前，国家电视媒体中的话语形态是标准化、高高在上的国家话语，追求宏大叙事，话语内容和表达方式枯燥、刻板。当初，把《实话实说》放在新闻评论部是颇有意味的。《实话实说》这种谈话类的节目，其新闻性比那些纯粹的新闻节目稀薄得多，其新闻硬度也没有纯粹的新闻节目那么大。作为中国电视??一个谈话节目，最初出于对谈话节目安全生产的考虑，《实话实说》的选题范围一直被限定在软性（社会话题）领域，不敢向新闻化方向挺进。[1]但是，这一策略却意外地使它获得了深远的媒介意义。这个节目已经成为中国电视话语变革的结构性的“拐点”，它带来了中国电视思维的一场革命，它使僵硬的电视语态变得更富有柔性，也更有人性。它推动了中国电视的平民化进程，使电视媒介改变了体制惯性和思维定势，适应社会转型需要，满足广大受众渐渐丰富的社会文化需求。 　　 　　二、电视精英：拒绝娱乐化 　　 　　《实话实说》之后，铺天盖地的电视娱乐迅速兴起。来自四面八方的娱乐热潮，渐渐有吞噬“严肃”之势，甚至CCTV新闻频道也开始做起娱乐节目，这引起了白岩松、崔永元等电视人的警觉。白岩松说，“现在是一个严肃不够严肃，娱乐不够娱乐的传媒时代。”[2]在白岩松看来，“严肃”的电视新闻还不成熟，就被随身而至的商业化浪潮吞没了。表面上看，娱乐成功了，但娱乐的表面繁荣掩盖了内在的虚浮单薄，把新闻和娱乐搅和在一起，两种本来应该在两条道上跑的东西挤在了一起，造成彼此之间的两败俱伤。白岩松并不是一定要拒绝娱乐，他只是认为，娱乐需求不是唯一的。他以新闻频道的《中国周刊》为例，这个节目是新闻频道中最严肃不过的节目，但它的收视率偏偏是最高的：头两年在新闻频道的收视率一直位居首位。白岩松、崔永元等人看到电视娱乐遍地开花，有吞没新闻的纯真品格的危险，开始作出反应，保卫电视的“严肃”品格。同时，崔永元以尖锐的声音批评中国电视的庸俗之风。“打开电视看看我们那些娱乐的、或者引导娱乐的节目，它们推介、欣赏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现在没有任何一种清贫的生活方式在被尊敬和推介，都是摆富、摆阔，整个是快餐心态。走一走，换种姿势，能改善这种不健康的心态。”[3]但是，毕竟白岩松、崔永元们的声音与甚嚣尘上的娱乐声浪比起来，还是显得十分微弱。 　　当年，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电视节目启蒙了中国电视观众的日常需求，稀释了中国电视的僵化语态，改变了电视媒体的“伪严肃”面孔，赋予了电视媒体的亲和力，实现了中国电视话语的革命性转变。崔永元们把中国电视观众的日常需求解放出来之后，但没有想到：中国电视会在市场思维的驱动之下，一味地迎合电视受众的庸俗收视需求，将收视下限不停地往下拉，甚至直逼民族趣味吃水线。电视娱乐变成今天这样的庸俗面目，是崔永元们始料不及的。崔永元发现，“现在的城里人，一般是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靠着。”“我想用这种方式警醒其他人，如果一个民族用懒洋洋的方式生存的话，是很可悲的。一个躺在沙发上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国民素质和状态亟待改变。”[4]他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