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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灾情传播研究 　　【摘要】明代是灾害高发的朝代。明前期通过法规、制度确保灾情信息传播的效率与真实。信息渠道的过度集中在明中后期也显现出弊端，皇帝的昏庸导致灾情传播系统几近瘫痪。在灾情信息向政权组织外部传播中，邸报的“民间化”过程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诉求，官方邸报传播目的在于改善统治，稳固皇权，而民间报房体现的是社会舆论所向以及特定群体的政治诉求。 　　【关键词】明代；灾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9.29；G206【文献标识码】B 　　[作者简介]滕朋（1977-）男，河南永城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 　　 　　我国历代对于灾害的救治都极为关注，其中重要原因是灾害与政权稳定的关系。灾害的巨大后果会冲击政权的基础，成为政权更迭的契机。中国历史上上发生的13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有12次起义爆发的原因中有??害因素，直接削弱或者摧毁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就有8次，（李永善等，1991：p.8）元亡明立以及明亡清立亦在此列。 　　据统计，明代水、旱、蝗、雹、风等自然灾害共发生1011次，其中水灾最多，共196次，几乎每一年多就发生一次。（邓拓，1998：p.57）相对于频繁的自然灾害，明朝也有着较完备的救灾的体制，其原因有二：其一与明太祖个人经历有关。“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张廷玉，1974：p.1）朱元璋深知灾害对于国民、国家的危害，在立国之时注重灾害的救治也是顺理成章的，经过明初几位皇帝的完善，明代救灾体系建设较为完备。其二是“灾害天谴”的思想是救灾机制形成的内在动力。“灾害天谴论”发端于春秋，成形于两汉，贯穿于历代政权的统治思想，历朝统治阶层对这种天人感应的学说深信不已，认为灾异均为上天垂戒，以警示其政策或是统治行为有不当之处，每遇灾害发生，帝王均需实施赈济并自查、自咎。 　　在明朝灾情的申报与监察方面，经过明初几位皇帝的建立与完善，灾情的上传、勘验不断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形成灾情报告、监察的机制，明朝后期的政治生态更多体现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弊端，加之国力不济，灾情的传播以及灾害的救治都呈现低效率；而在灾情由官方的传播渠道向民间传播渠道过渡中，带有鲜明的“政治化”色彩，体现了传播目的的变异。官方与民间在传播中都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诉求，灾情本身蜕化成为一个“政治主张”的载体。 　　 　　制度化：灾情的申报与监察 　　 　　明朝的荒政制度十分完备，对于灾害的赈济非常重视，在灾情的传播上也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在防范灾害的发生，灾害发生后以及救灾期间都强调了信息传播的作用，并以制度的形式规范其操作。 　　洪武时期，朱元璋便要求礼部“令天下郡县以雨泽之数来闻”自此之后，地方上报雨泽成为定制，其目的是为了“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明政府规定了各级政府都向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报告灾情的制度。《明史#8226;食货志》中说：“报灾之法，洪武时不拘时限。弘治中始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保证了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了解和掌握灾害情况，便于及时救助。由于交通的原因，灾害信息传播的迟滞性难以避免，时间差可能会导致赈灾的施行进而影响救灾效果。鉴于此，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赈灾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允许事后申报。“若岁荒民饥，必候奏请，道途往返，远者动经数月，则民之饥死者多矣。尔户部即谕天下有司：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禀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明太祖实录》，1962：p.3311）此指令中只是限于专为灾荒的州县预备仓，各地国库储备不在使用之列。 　　赈灾、防灾是明代州县官的重要职责，灾害信息的传通也是保证赈灾、救济有效施行的保证。明朝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及时奏报灾情，对不能及时通报灾情者治罪。朱元璋在位时命“今后四方或有灾异，无论大小皆令所司即时飞奏”，后来屡有提及如“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等。对于不能及时上报者或者对于灾情信息不能及时反馈将会遭到相应的处罚。“凡内部有水旱霜雹及蝗蝻为害，一应灾伤田粮，有司官吏应准告，而不即受理申报、践踏，及本管上司不当委官履踏者，各杖八十”。永乐五年时也诏令“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朱元璋将对于灾情上报的监督权交给受害地百姓，对于地方官员有监督作用，“灾害发生后，官府不向上级呈报，许百姓报告，报告属实当地官员就要收到惩罚。”（孙绍骋，2004：p.59）“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黄河决凤池，……有司不以闻，州民李从义诣闻上报，上命罪有司”。（《明太祖实录》，1962：p.3000） 　　对于灾情的勘查、审核，明代有一套严格的督察制度。保持传播渠道的畅通是监察机关的重要功能。监察机关直接隶属于皇帝，在正常的组织层级传播之外，监察机关所提供的信息也是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御史巡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