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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民工,有时舞者 　　22岁的广东小伙子阿峰头发染成了金黄色,脖子上挂着条银链子,黝黑的皮肤一看就是长期在烈日下暴晒的产物。身份证上写着出生于1990年的他,在法律意义上还不能结婚。但和女友甫一认识,女友就闪电怀孕,6个月后,他就回家乡摆了酒,成了事实上的已婚男人。 　　现在,阿峰说,自己有两个重要身份。一个是“孩子的爸爸”,已经半岁的儿子是他的宝贝;另一个,则是一支特殊的街舞团体――全部由民工组成的“民工街舞团”团长。做爸爸后,他最大的感触是,自己更有必要带好街舞团。 　　为什么他是团长?阿峰不肯说,只是一直笑,眼神执着地盯着地面。在他身边,21岁的阿冲嚷起来,“他办事能力比较强”。 　　没有选举过程,1年前,当前任团长阿才离队时,阿峰作为资格最老的成员,自动自觉地当上了团长,负责为街舞团联系演出、通知和组织排练,甚或分配金钱。 　　而参加《中国达人秀》后,“民工街舞团”一炮打响。在那一晚的上海音乐厅,9个身穿白背心和滑板裤的年轻男孩儿凭借娴熟的舞技震慑了全场观众。评委高晓松说:“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他们顺利晋级。 　　人们对这群20出头的小伙子充满了好奇,他们的身份理应是又土又穷的民工,却偏偏热爱新潮时髦的街舞,还跳到了全中国的面前,用周立波的话说,“这哪像民工,你们像冒充民工的明星。” 　　阿峰的职责又多了一项,回答别人如潮水涌来的问题。“我们是民工。穷得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了,当然是民工。”但是,“再穷也要跳下去。” 　　 　　打打工 　　 　　8月的深圳,下午的空气像一锅被熬得稀烂的粥,粘稠而闷热。在关外的福永镇上,街舞团的全体成员聚集在福永文化艺术中心,等待着某电视台为他们拍摄专题纪录片。 　　小伙子们三三两两地坐在坚硬的水墨石地面上,狭长的天井上方,阳光透过玻璃直射下来,炙热难耐。3台老旧的风扇呜呜地吹着,一米以外就再也感受不到丝毫凉意。 　　这里就是他们平日排练和生活的地方。2009年,在组建“民工街舞团”约一年后,作为福永文化艺术中心重点扶持的艺术团体,他们以特批的方式免费住进了文艺中心的宿舍。在此之后,街舞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绝对重心,打工反而成了次要部分。 　　年龄从18岁到25岁之间的他们,卖奶茶、送外卖、倒卖手机、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洗车、做装修工人、发传单、做业务员,几乎什么都做过。曾经,有些人拥有近似稳定的职业,但都选择了放弃,如今的他们大都是散工,很少有人坚持一份职业一年以上。 　　在演出、排练与工作冲突时,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选择了街舞。单单这一天,为了这档节目的录制,好几个人都不得不向老板请假。 　　“每个月做不满28天,就要扣钱。一个月下来,能赚四五百块,算很不错很不错的了。”阿峰说。他在工地上搬过砖,拌过水泥,有活儿的时候就做,没活儿的时候,也兼室内装修。“你家要不要装修,要的话找我吧。”他说,然后自我打趣,“接受采访也要想着拉拉活儿嘛。” 　　阿峰和四五个人盘腿坐在通风口处,这里稍微凉快一些。其他人回宿舍吃盒饭或者午休,等待导演叫他们回来跳舞的通知。他的妈妈抱着小孙子,从乡下来看他,其他人立刻围了上来,逗弄着胖嘟嘟的小男孩儿。 　　阿冲和羊咩把小男孩儿抢到了自己的怀里,笨手笨脚地逗弄着小孩儿。阿冲剃着寸头,脑后却硬是保留了一小撮头发,扎成了小辫儿。在文化中心做见习保安的他,生得胖胖的,一副老实样。“你没有保安的样子啊。”有人质疑,他旋即皱起眉,故作威严的样子,“这样总像了吧。”又立刻笑了起来。 　　他只有21岁,第一次从梅州来深圳时,觉得自己“真是井底之蛙,竟然有这么多车!”在城市两年,他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我Rush,R.U.S.H,就是冲的英文。” 　　一旁的羊咩一直不说话,静静地微笑着,时不时咯吱一下阿峰的孩子。羊咩只有18岁,是街舞团里年龄最小的团员,笑起来一脸无辜,虽然话不多,却总真诚地直视你的眼睛。 　　高一退学的他,16岁就到深圳打工。在模具厂工作的半年里,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包吃住后每月只有100块工资。他的手几乎每天都在痛,那时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周能和街舞团一起排练一次。在偷偷地哭了很久后,他选择了辞职,带着千辛万苦攒下的几百块钱,正式加入街舞团。 　　“我的英文名是Ares。”阿泉突然从另一侧冲过来,“我的职业是卖手机,也送奶茶。我身高1米85,未婚。”手里的iPhone迅速从我的眼前滑过。“这是iPhone4哦!骗你的啦,其实是2代。”屏幕上,闪烁着街头争霸类的游戏进入画面。 　　卖手机,所以当然要用好手机。这是阿泉为民工用iPhone的辩护词。他反戴着绿色的棒球帽,像风筝一样一忽儿飘到了另一侧,一忽儿又飘了回来。 　　他自认是团里技术最好的,比赛和表演时,他一般会站在队伍的末端。当舞蹈进入高潮时,呼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