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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元庆书籍装帧艺术研究 　　[摘 要]二十世纪初在中西方两种文化交流、碰撞的大环境中，许多艺术家陷入迷茫，而陶元庆将时代性与民族性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对推动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设计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陶元庆 书籍装帧艺术 　　陶元庆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设计史上开宗立派式的杰出人物，他与丰子恺、钱君陶被并称为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三大家。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就喜爱绘画，在小学时国画就比较出名，有不少人求他作画。后来他在上海的报馆工作期间，有缘结识了狄楚青等人，饱览了狄楚青家藏的有正书局出版的古代名画以及中外各国的美术图案；后又求学于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师从丰子恺和陈抱一等诸多名家学习西洋画。他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和西洋绘画都有较为广泛的涉猎和不俗的学养与见识，这为他以后的书籍装帧设计奠定了良好的美学基础。 　　陶元庆与鲁迅是同乡，他是鲁迅得意门生许钦文的密友，经由许钦文介绍从而结识了鲁迅。热心提倡新美术的鲁迅非常赏识陶元庆，一再邀请他为自己设计书籍封面， 由此催生出了一批中国新文学史上堪称绝品的书籍封面设计的佳作。 　　1924年《苦闷的象征》的封面设计是陶元庆为鲁迅绘制的封面设计中最早的一幅，中国新文艺书籍用图案作封面设计也便由此发端。《苦闷的象征》的作者是日本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作品集中地反映了“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本”这一文艺见解；人们为了排除“生的苦闷懊恼”，就要运用文艺作为武器进行战斗。鲁迅先生认为，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的文艺观，对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开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便把它翻译过来。 　　陶元庆以《苦闷的象征》一书的内容为原本，用夸张、变形、象征的艺术手法，设计了这样的封面图案：采用对比强烈的红黑两色，在团扇形的构图中， 描绘着一个披着长长的波浪似的黑发，在受压抑的环境中挣扎着的半裸女子的形象；她用脚趾夹着钗的柄，并用鲜红的舌头舔着钗的尖头，用这略带恐怖、悲凉的画面和郁悒的线条以及对比的色彩表达出所谓“苦闷的象征”，让人毛骨悚然。鲁迅当时看了这帧封面图案， 高兴地连声说道：“很好， 很好！”，在《苦闷的象征》付印前，鲁迅为该书写的《引言》中又专门说到陶元庆所作的这幅封面画：“在这里我还应声谢朋友们的非常的帮助――陶璇卿君（即陶元庆）又特地为作一幅图画，使这书被了凄艳的新装。”[1] 当初限于经费用单色印刷迅速售完，再版就用复色印，这在当时新文艺书刊中实属少见。现在，这本原版书早已成为藏书家们难得一见的收藏珍品了。 　　鲁迅激赏的是小说集《仿徨》的封面设计，《仿徨》于1926年出版，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收录了他1924年至1925年间所创作的11篇小说作品，多是描写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之情。封面上橘红的底色上，以深蓝色的色调画着三个人同坐在一把长椅上，他们百无聊赖地看着逐渐西移的落日，给人一种日暮西天的彷徨感。画面上的人物多作静态化的处理，有的翘望落日、有的凝视，显露出困惑、迷茫的神情；而落日则是抖抖欲下，极具运动感。人物图案的处理是用西方化了的几何形体、线条，而落日则是用中国传统洗练、浑厚的毛笔随意涂画上一个不规则的大圆点，似圆非圆、似像非像，落日的毫光也是用较粗重的笔点划而成，大有中国画“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韵味。细细揣摩这幅封面设计作品的整体构图，真是静中有动、动中寓静，动静相生，耐人寻味。 　　陶元庆象征与写实兼具的笔意，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一时期正是《新青年》已分裂，人们称之为“五四退潮时期”。鲁迅眼看着新文化队伍的分化，内心苦闷，他当时的诗《题彷徨》有言：“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2] 所以鲁迅认为这个封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3] 此外，他还给鲁迅做了《朝花夕拾》、《坟》、《唐宋传奇集》、译著《出了象牙之塔》等著作的装帧设计，各具特色、影响深远。 　　许钦文是陶元庆终生不渝的亲知至交，他本人文学作品的封面设计也有许多出自陶元庆之手。其中《故乡》的封面设计（俗称“大红袍”），更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设计的扛鼎力作。 　　据说，陶元庆在创作“大红袍”时是受到了绍兴戏《女吊》的启示，《女吊》那本是个“恐怖美”的表现，陶元庆去其病态的情绪表达，经过寝馈不安的惨淡经营，终于神随笔运、迁想妙得，塑造了一个被污辱被损害而又具反叛精神的东方女性形象。那仰着头的女子，透出悲苦、愤怒、坚韧的神情，是对命运的抗争；配上古装戏中的蓝衫、红袍和高底靴，并加上了京戏中武生握剑的姿势，将各种元素融为一炉，塑造出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动人形象。正如鲁迅所说：“有力量；对比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4]《故乡》的封面设计可以说是陶元庆在表现民族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