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象征文化论.docVIP

绪 论 作为物质文化遗存的一部分，钟铃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占有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在越来越高昂的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呼声中，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有其萌生、发展、衰落的历史过程，钟铃文化在中华大地由来已久，大量的考古资料使我们将它的源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钟铃文化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在先秦礼乐制度的推波助澜下，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衍生出一个庞大的钟铃家族，为中国钟铃文化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钟铃种类很多，主要包括车马铃和乐钟两大类型，乐钟包括鎛钟、甬钟、钮钟、铙、錞于、钲、铎、勾鑺等，它们的形制近似，功能不同，分别用以宫廷宴享、宗庙祭祀、军旅征战。 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封建经济得以确立。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钟铃文化随着青铜文明的衰落而走向低谷，钟铃之器作为八音之一的金乐重器被传承下来，历史文献中有关钟铃铸制、使用的记载明显减少，仅见于历代的乐书、乐志的零星记载。 以华夏大地第一件佛钟（梵钟）的出现为标志，钟铃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走向第二个发展高峰。东汉年间，兴起于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境内，在汉朝皇室的扶持下迅速发展壮大。人们翻译经文，组建僧团，仿建僧舍，建造寺院，集中僧侣到寺院修行，按照印度佛教教义、教规制定寺院僧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而形成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在这个本土化过程中，中国佛教既保留了大量的印度文化因素，又利用本土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式的寺院、僧侣、清规戒律，形成了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佛教在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两中不同类型的文化的不断交汇中完成了传承与变迁，佛钟（梵钟）是这一蜕变的历史见证。 印度僧人在修行的时候，为了规范行为，制定了严格的寺院管理制度，并用敲击犍椎的方式来召集僧众。在中国的佛教寺院里，犍椎的功能由（佛钟）梵钟取代，于是中国钟铃文化在经历数百年的消沉之后，再一次找到了新的存在形式，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具备了新的文化功能，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起而兴盛起来。 笔者认为，钟铃是人类克服自身缺欠的一种文化创造，作为人类喉舌的延伸，弥补了人类声音的不足。其丰富的类型，完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广泛的用途，勿用置疑，是钟铃文化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是考古学、古器物学、历史学、铸造学等多种学科共同关心的话题，已经硕果累累。历代文献中对钟铃的描述性记录也很多，纵览前人的著述，这些记载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至隋唐时期 在先秦文献中有关古代乐钟的记载较为丰富，其中如《山海经·海内经》、《吕代春秋》卷六，《季夏纪》六、《管子·五行》等都有一些关于古代乐钟诞生传说的记载，在后人看来，这些记载虽然是一些无稽的附会之说，但为钟铃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书经》、《诗经》、《礼记》、《周礼》、《仪礼》、《尔雅》、《国语》等先秦文献中，对于乐钟的形制、质地、铸造以及用法等都有记载，其中以《周礼》中的记载最为详尽。这些记载反映了礼乐制度下钟铃文化发展状况，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早期钟铃文化的宝贵资料。 秦汉以后，乐钟为传统乐器之首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后汉刘熙《释名·释乐器》、《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唐书·礼乐志》等中都有关于乐钟的记载。 第二阶段：宋到民国 宋代以降，金石收藏之风大兴，金石学亦应运而生，乐钟作为“吉金”被收藏，文献中对于乐钟的著录因之显著增加。佛道用钟虽然已经大量存在，但由于当时的金石学主要以三代古物为研究对象，佛道用钟没有引起金石学家的关注，在金石著录中很少涉及。 宋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吕大临编撰的《考古图》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著录铜器的书，全书共分十卷，其中可见乐钟的描图、铭文拓片及文字说明。继《考古图》之后，王黼等奉赵佶之命于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编撰了《宣和博古图》，该书共分十八类，共收器物839件，其中有大量钟的记录，图文并茂。宋代还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王俅的《啸堂集古录》2卷、王厚之的《钟鼎款识》1卷等都有关于乐钟的记录。 明朝人宋应星所撰写的《天工开物》共三卷，分十八篇，讲述农业、纺织、制糖、冶铸、造舟车、纸墨、酿酒以及造火药、兵器等工艺的源流和方法，多经过作者的实践或目睹，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科技工艺方面的智慧和创造。在该书的冶铸第八中对钟的特点、功用、质地好坏、铸造方法有较为详细的著述，并附有图加以说明，是后世学人研究我国古代铸钟技术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 明朝王圻、王思义编撰的《三才图绘》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十四门，收罗广博，但芜杂不精。其中也有关于钟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