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论-简答论述.docVIP

试论绘画的社会功能 绘画的社会功能有三方面的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 一、认识作用。绘画往往通过典型的瞬间形象反映生活，欣赏者从不同的绘画作品中看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具体生动的生活情景，从而认识真理、认识历史、认识现实。所谓“使民知神奸”、“穷神变，测幽微”、“令人识万世礼乐”、“一画有千秋之遐想”。 二、教育功能。绘画作品能给人们起到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作用。所谓“恶以戒世，善以示后”、“明劝戒，著升沉，千寂寥，披图可鉴”“成教化，助人伦”、“理乱之纪纲”、“存乎鉴戒者图画也”等，即指绘画的教育作用。 三、审美作用。优秀的绘画作品都有一种魅力，它使人欣赏时能够完全迷恋，整个心情都感到非常愉快和满足，给人一种审美的享受。所谓“畅神”、“悦情”、“怡悦情性”、“快人意”等，即指绘画的美感作用。 各作用之间的关系：绘画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通过审美作用实现的；审美作用同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不能分开的，三作用统一于审美，但它又不是一回事；三者有时融为一体，但也不排除在某一作品中以某种作用为主。 论张文通：‘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我认为山水画家对于山水创作，必然有着它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四：一是‘登山临水’，二是‘坐望苦不足’，三是‘山水我所有’，四是‘三思而后行’。此四者，缺一不可。‘登山临水’是画家的第一步，接触自然，做全面观察体验。‘坐望苦不足’，则是深入细致的看，既与山川交朋友，又拜山川为师，要在心里自自然然，与山川有着不忍分离的感情。‘山水我所有’这不只是拜天地为师，还要画家心占天地，得其环中，做到能发山川的精致。‘三思而后行’，一是作画之前有所思，此即构思；二是笔笔有所思，此即笔无妄下；三是边画边思。此三思，也包含着‘中得心源’的意思。 论形和神的关系 形和神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形是外在的、表象的、具体的、可见的。而神是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隐含的。形是神赖以存在的躯壳，形无神不活；神是形赋予生命的灵魂，神无形不存。绘画中的神并不等于形，因为人的精神面貌，并不是一时一刻很明显地表现在可视的外形上的，典型的性格特征，常常是一显即隐，稍纵即逝的，正如张彦远所说的：“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 在形和神矛盾着的对立面两个方面，神是只要的，起主导作用方面的，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理论，对当时和后人以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一幅画“不止于求其形似”、“当不惟其形，惟其神也”、“贵其神也”。在艺术上，所以不满足于“形似”，而强调“神似”，主要是因为“神似”的作品能够深刻揭示出物象的本质特征，塑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 论中国画的继承。 对待传统绘画的继承，在中国古代画家中基本有两种态度，两种做法，两种结果： 我认为一种是“借古以开今”。学习遗产，是一种手段，继承借鉴的目的是为了革新创造，为今人服务。学习传统精华，在深入生活、描写生活中灵活运用传统发展传统。石涛说：“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 一种是“师古为上乘”。对继承传统的目的，十分明确，结合生活实际，不只知道临摹要知道创造，就不会陷入“泥古不化”的死胡同，所谓“死守旧本，终无出路”。 论魏晋玄学、佛学理论对魏晋南北朝美术理论的发展影响。 随着社会的衰微、国家的解体等原因，儒家观念逐渐丧失其作用而趋中衰。以道释儒而实为道家观念的玄学是在魏晋时期产生的，玄学本质是根源于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人们为了超越人生的有限而获取对无限的自由的满足，在玄学影响下的文艺对绝对自用的精神境界的向往成为一种强大的时代的趋势。这既是主观精神表现的一个自然发展，同时又是时代精神反映的必然。玄学以其独特的意象、有无、形神等观点，对当时及后世的艺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绘画美学由于受到玄学影响而表现出对主体精神的强调，又因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才发展并来势发挥重要影响的佛教的刺激而加强。到了东晋时，玄佛已日益合流，而且愈往后，佛学的影响愈强大。可以说，南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是直接从玄佛，尤其是佛学肇其端的。如我国美术史上美术理论之奠基顾恺之、宋炳、王微等人就受佛学影响，他们的著作带着明显的佛教思想的痕迹。 不论是玄学对无限精神境界的追求，还是佛学对客观世界的虚无观念，都没有导致对“象”、“形”的绝对的否定。佛学之法身独发类乎形，不出有无，不在有无等观念形成了中国绘画虽然极端重视神情却也并未放弃形、象这一重要而稳固特征的哲学渊源。同时，随着绘画艺术的愈趋精密，这种重精神而不放弃对形的描绘的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出现了对自然造化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及精确描绘的倾向。如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中那种严格依据自然形色所作的类似西方油画式的设计。 齐梁阶段，在佛学大盛的同时，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