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解读新课程改革必然性.doc

从文化视角解读新课程改革必然性 　　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受文化情境的影响和制约，并对文化情境起反作用。随着中西方文化的逐渐融合，中国内地文化情境中的一些要素已悄然发生着改变，这些改变也要求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与时俱进。新课程改革呼应了文化情境变化的要求，能够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助力，具有必然性。 文化情境 新课程改革 必然性 一、文化的界定 随着十八大“创新人才”口号的提出，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培养更多拥有良好创造力和批判思维能力的优秀人才，已成为当前学校新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比较教育学和民族心理学的诸多研究都指出，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教学观念和相应的教学行为都会呈现出独有的文化色彩。理解新课程改革的前提便是理解当下中国内地的文化情境。因此，理解中国文化及其对教育教学的影响，便成为新课程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在此前提下，保留传统教育中固有的优点，改变与当前文化情境要求不一致的特性，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才有可能培养出具有终身学习理念的创新型人才。 理解文化情境的首要问题是对文化情境本身做出界定。关于“文化”的定义，包括其内涵和外延的探讨由来已久。众多学者试图对其做出界定，提出了多达两百余种“文化”的定义。如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而B.K.马林诺夫斯基发展并完善了泰勒的理论，在其著作《文化论》中，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并将文化区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类[2]。 在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尚无定论的情况下，对如此广义的“文化”概念进行探讨，并试图分析文化因素对教师教学以及学生学习的影响，是较为困难且不具有实际意义的。因此，美国管理心理学家G.霍夫斯泰特基于大量的实证研究，从五个维度对文化进行了划分，每个独特的文化情境都可以从这五个维度进行数值化的区分。 二、霍夫斯泰特的文化维度解析 霍夫斯泰特认为理解了不同文化情境下各维度的组合，便能够理解人们在社会组织、学校和家庭中表现出的认知和行为差异。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今，霍夫斯泰特及其研究团队采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问卷调查（VSM），试图对各国被试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做出区分，并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划分出了文化价值观的五个维度，即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PDI）、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 Avoidance Index，UAI）、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IDV）、男性主义（Masculinity，MAS）以及长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LTO）。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个体在这五个维度上的得分都不一样，由此构成了该文化独有的价值观特征[3][4]。 霍夫斯泰特认为文化的各维度会影响特定文化情境下个体的教学与学习倾向，并导致相应的学习成就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文化是教育的基础，教育根植于文化情境。换句话说，不同的文化情境会将身处其中个体的教学和学习行为染上一层独特的色彩[5]。 文化的第一个维度是权力距离。权力距离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者对于权力在社会中或组织中分配不公的接受程度。霍夫斯泰特认为中国内地传统文化情境的首要特征是高权力距离。而高权力距离则意味着在此社会群体中社会阶层分明，且较为重视权力自上而下的约束力。霍夫斯泰特指出，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中，学生尊重并依赖教师，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开启课堂中所有讨论活动。 文化的第二个维度是不确定性规避。意为当面临模糊和不确定的情境时，该社会群体中的成员是否会尽力避免和控制这一威胁。霍夫斯泰特认为当某文化群体中成员规避不确定性的倾向较高时，其成员期望从规则或者权威处获得支持和启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内地也和日本、韩国一致，属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强的文化。在此文化情境中，学生希望得到确定的答案，他们认为教师应该知道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教师向学生们传递知识甚至智慧，而同伴压力将使学生更好地遵守课堂规则。 文化的第三个维度是个人主义。东方文化中的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倾向于低个人主义，即集体主义，中国内地也不例外。集体主义倾向的社会群体间人际关系联系比较紧密，并对社会群体中的工作和学习产生影响。表现于课堂中，学生学习的目的是应试而非倾向于掌握学习的方法和途径；课堂中不鼓励学生的个人发挥，学生只有在教师允许的情况下才可发言，学生们的学习小组或者是教师安排或者是基于人际关系而建立的。 文化的第四个维度是男性主义。所谓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