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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社会与国民心态看中日关系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之后，中日关系持续走低。12月26日，首相安倍晋三不顾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悍然参拜了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再次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亚洲邻国，也令中日关系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时至今日，中日关系依然没有任何缓和迹象，且正在对中日经贸、社会文化、民间交流、国民感情等诸多领域产生持续性影响。笔者认为，中日关系的现状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变化和国民心态的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故尝试从社会学视角对目前的中日关系进行粗浅的思考。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呈现出以下三个突出的特征，即少子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与社会思潮的右倾保守化。 一是少子老龄化社会。 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日本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从2004年开始，2005年人口增长率成为负数，迎来了长期的人口减少。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12年1月发表的未来人口预测，今后日本人口还将继续减少。据2010年的《国势调查》，日本人口为1.28亿，2030年将降到1.16亿，2048年将会降到9913万人，2060年将会降到8674万人。这样算来，到2060年的50年期间，日本人口将会减少4132万（2010年人口的32.3%）。 众所周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有少子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即指该国家或地区每位女性在育龄期间（国际上一般以15岁至49岁作为女性的育龄期）平均生育子女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标准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为2.1，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应维持在2.1以上，才能维持人口的自然替代，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就被称为少子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并维持在2.13上下，之后便一路下滑。1989年降到1.57，一时间朝野上下为之震动，日本的少子化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进入21世纪，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更是一路走低，令日本政府和国民忧心忡忡。2005年，总和生育率为1.26的数值一公布，又一次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各大媒体均以显著位置予以刊登。2012年总和生育率稍稍回升至1.41。目前，在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占13.3%，创历史新低。 少子化的原因是晚婚、晚育与不婚，2011年，日本男性初婚年龄平均为30.7岁，女性为29.0岁，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为30.1岁。年轻人晚婚甚至不婚的原因固然有思想观念的变化等要素，但工作不稳定、收入减少等经济原因不容忽视。针对少子化现象，日本政府已出台了多项政策或措施，但收效甚微。 据日本的《国势调查》显示，1970年日本的老龄化率达到7.1%，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1995年达到14.5%，正式进入了老龄社会，2007年老龄化率达到21.5%，进入了超老龄社会。日本人口老龄化率从7%增加到14%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截至目前，全世界仅有日本一个国家进入了超老龄社会。同时，日本也是最先迈入老龄化社会的亚洲国家，是世界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3年9月15日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满65岁老年人达到了3186万人，占全日本人口的25%，比之前的预测提前了两年。究其原因，是由于出生于1947-1949年“第一次婴儿潮”的“团块世代”陆续进入退休年龄。 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危机正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严重阻碍。例如，劳动力供给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或制约经济的增长，少子老龄化对年轻人的就业、企业创新、社会消费以及包括养老金、医疗、福利等社会保障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日本发展后劲欠缺。 二是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二战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在新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壮大，国民收入持续增加，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城市居民职业稳定，生活安定，国民满足感大大增强，有“一亿总中流”之说。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基尼系数出现较大幅度提高。有国际组织的报告指出，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已位居该组织成员国最高水平的行列。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非正规雇用的年轻群体增大，老年人的贫困问题、社会阶层固定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等成为日本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日本有两个群体收入差距较为突出：一个是年轻人群体。根据2004年的调查显示，30岁以下人群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失业以及非正规雇用的增加。在1990年至2005年间，非正式员工的数量从不到劳动力总数的五分之一增加到接近三分之一，这直接带来了年轻人收入的不均。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