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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刑事与解程序探析 　　摘 要：共同犯罪主体的复数性导致刑事和解情况复杂多变，在一般程序下，均可由当事人于立案后至最终判决做出前启动，以自行和解或第三人介入的方式达成和解协议。但在量刑上则需要考虑到主从犯和解结果、方式等差异情况从而进行有区别的平衡量刑。在漏犯到案的特殊情形下，不应拘泥于单一的物质赔偿方式，宜以多元化方式达成并履行和解协议。 关键词：共同犯罪；和解程序；量刑；漏犯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从试点到被《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不管是实践还是立法都存在很大的完善空间。实践调研发现，共同犯罪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将近20%，但如此高的比例却并没有引来刑事和解制度立法的青睐。立法上关于共同犯罪刑事和解的具体操作程序几近空白；对如何在共同犯罪案件复杂的实际情况下平衡量刑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此外，对于共同犯罪中的特殊情况――漏犯到案如何和解也未予以立法上的关注。这种立法上的失衡造成了共同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实践中的混乱。 一、共同犯罪刑事和解的特征 刑事和解制度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物，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刑事案件处理方式。 共同犯罪刑事和解区别于单独犯罪和解的显著特点便是主体复数性，包括被害主体复数和加害主体复数。主体复数性不仅反映了客观上共同犯罪刑事和解的参与人数的众多，而且在主观上也较单独犯罪赋予刑事和解更多的压力。其次，基于主体的复数性，共同犯罪刑事和解给予各个当事主体的选择也随之增多，这也使得共同犯罪刑事和解情况复杂，变动性强。此外，由于共同犯罪中存在主从犯的区别，因此还需要法官在办理共同犯罪刑事和解案件中注意量刑上的均衡。 二、共同犯罪刑事和解的一般程序 （一）共同犯罪刑事和解的启动 关于当事人可在哪一诉讼阶段启动和解程序，我国立法上并未明确，但根据立法规定的公检法机关在刑事和解进程中的任务可推断出公检法中任一机关均可参与当事人和解，即从立案后到最终判决作出前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任意阶段均可作为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阶段。 在启动主体方面，依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自行和解。需要关注的是作为第三方的公检法机关，本文认为第三方是游离于当事人相互关系之外的，和解结果无关其自身利益，因此，其不宜属于启动主体。 （二）共同犯罪刑事和解模式 1.当事人自行和解模式 当事人自行和解模式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达成和解协议后向办案机关提出和解申请，由相关办案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做出相应处理的和解模式。其优势在于：在无办案机关的参与下，当事人的顾虑会大大减少，双方均可自由、充分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 然而缺少了司法机关的法律指导，在当事双方法律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往往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在共同犯罪案件当中，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和解情况复杂，极易造成对立双方由于和解不顺利而出现关系的再次恶化。 2.第三方介入模式 根据和解所处阶段的不同，第三方介入模式可以分为：公安机关主导、检察机关主导以及法院主导和解的模式，即司法机关主导模式；此外还有人民调解主导模式。 由司法机关主导的和解模式是指办案机关对于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主动通过与双方当事人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当事人就经济赔偿、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和解、签订和解协议。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参与人数的众多极易造成当事人的情绪化，当事人对办案人员心理上的依赖有利于其居中调停。但事实上，由司法机关主导也存在弊端：①与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角色定位相冲突，中立性无法保持。②办案人员的强势主导易对当事人造成压力，从而造成其隐藏真实意愿的情形。 实践中，第三方还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担任，即为人民调解员主导模式。该模式的运作方法主要是对于有条件和解的刑事案件，由办案机关委托或指定相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居中调解，进而达成和解协议并交由司法机关进行审查。此种模式的可采之处在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角色定位上优于司法机关，更能保持中立；同时也可以优化诉讼资源配置，减轻司法机关工作压力。 然而，我国各地社会调解组织发展程度不一，实践中相当比例的民众更加的依赖办案机关。在对社会公众的调查问卷中，仅有9.5%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以外的组织主持和解更好，充分说明了公众对于社会调解组织的不信任。基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际情况，办案机关主导模式在实践中较为可行，但本文认为，由中立第三方，如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应作为刑事和解模式的发展方向。 （三）共同犯罪刑事和解不同情况下的量刑均衡 一般来说，决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