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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和举家迁移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新经济迁移理论，建立了农民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与举家迁移的决策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展示了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的三种决策，并认为劳动比较收入是决定和影响上述决策的核心变量；通过进一步分析劳动比较收入变量，本文认为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和健全农业要素市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可以降低劳动力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促进劳动力城乡转移；同时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有助于农民家庭做出举家迁移城镇的决策，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新经济迁移理论 农民工 城镇化 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2.6%，但公安部户籍数据得到的城镇化水平只有35%，即约有2.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这些迁移人口中的大部分是劳动力，他们不具有城镇户籍也不会永久定居在城市，而是处于不稳定的迁移状态。 对于劳动力空间行为的研究，很多都是从宏观层面分析迁移的动力机制、过程及宏观影响，如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模型等；或者从微观角度分析劳动力的个人差异和人力资本函数，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迁移而有的人不迁移，如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从家庭的角度，将劳动力迁移看作家庭成员之间的制度安排和家庭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决策。家庭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组织，本文认为从家庭的视角能更好的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问题。赵耀辉（1999）以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家庭配置有限劳动力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的角度建立了模型并进行相关实证，但是近十几年间中国的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劳动力城乡迁移特征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论文中的一些假设与现实愈加不符，亦未能考察相对剥夺和农村社区综合发展水平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目前鲜有学者基于新经济迁移理论和家庭决策理论解释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迁移问题。本文将尝试细化赵耀辉的相关研究，并引入新经济迁移理论中的相对剥夺概念，从家庭配置劳动力的视角解读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 农民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模型及相关性质推导 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经济部门：农村的农业生产部门和城市的非农生产部门。农民家庭将劳动力配置在单一部门或者配置在两部门，以实现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 假设典型农民家庭拥有固定的劳动力总量为L，家庭向农业部门配置劳动力数为l，向非农部门配置劳动力为L-1；假设家庭拥有的土地和投入农业的生产资本为n和k。假设农业生产函数为f（k，l，n），该生产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性质1：，，；性质2：，，。 p为农产品价格向量，则家庭在农业部门的收入为：hhAgriInc=pf（k，l，n）。 王德文（2004）发现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显著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失业率，本文认为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大大降低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失业率，因此假设失业率为零。如果用w表示非农工资，则家庭在非农部门的收入为hhWageInc=w（L-l）。则总收入为hhInc=pf（k，l，n）+w（L-l）=I（l）。 “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是新经济迁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Yitzhaki首先以收入为核心变量为相对剥夺感建模，Hey和Lambert在此基础上将其定义为个人（家庭）与“参照组中比他富有的那些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付允，2011），因此“即使个人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只要提高的程度不及社区（参照组）中的其他成员，则他仍然会感受到相对剥夺”。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相对剥夺感增加会促使家庭做出迁移决策。 假设原农村社区家庭收入遵循分布F（i；μ，σ），i为家庭总收入，μ为社区家庭平均收入，σ为标准差，则概率密度函数为f（i；μ，σ），则农民家庭在社区内部所感受到的简化的Yitzhaki型相对剥夺函数为，由此得到性质： 性质3：；；性质4：；性质5：，其中G为基尼系数； 由性质3可知，如果社区里其他成员的收入水平不变，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所感受的相对剥夺感会加速递减；由性质4可知，如果该家庭收入保持不变，但社区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或者如果家庭迁移到一个平均收入更高的社区并因此转换了参照组，则家庭会感受到更强的相对剥夺感；由性质5可知，社区里全部家庭的平均相对剥夺感可以表示为收入均值与基尼系数G的积，也即随着社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所有家庭平均会感受到更强的相对剥夺感。 假设典型农民家庭拥有一个总的效用函数 ，并且这个效用函数是收入和相对剥夺的函数，则U（I，RD），由此得到性质： 性质6：，；性质7：，。 以上两个性质表明：收入的增加或者相对剥夺感降低会提高家庭的效用，家庭效用函数是收入以及相对剥夺的凹函数。 家庭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