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丽娜·朱莉《我医疗选择》女性主义修辞批评.doc

安吉丽娜·朱莉《我医疗选择》女性主义修辞批评 　　摘要：女性主义修辞批评是当今西方修辞学重要的批评范式之一。它对女性主义文本进行分析，用修辞的分析去发觉性别的修辞构建如何成为压迫的手段，以及这样的过程如何被挑战和抗拒。本文首先介绍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背景与操作，再以福斯对女性主义修辞批评操作的界定，对安吉丽娜?朱莉《我的医疗选择》进行女性主义修辞批评，试图挖掘文本如何通过修辞策略建构父权与挑战父权。 关键词：女性主义范式 修辞批评 《我的医疗选择》 一、引言 （一）女性主义修辞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根植于试图提高和改善妇女条件的社会政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美国历史上的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孕育了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产生。1973年，Campell的“The Rhetoric of Women’s Liberation：An Oxymoron”初步奠定了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基础。紧跟其后的是Kramarae的 “Women’s Speech： Separate but Unequal？” 以及Gearhart的“ The Womanization of Rhetoric”。这三篇文章的面世，标志着女性主义修辞批评模式的建立。 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如自由人文主义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等）希望通过女性主义运动达到他们所期待的不同目的，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同意女性主义有三个共通的观点，即：（1）女性受到父权的压迫；（2）女性的经验不同于男性；（3）女性观念未被融入文化中。基于以上的共通点，福斯（2004）将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界定为：用修辞的分析去发觉性别的修辞构建如何成为压迫的手段，以及这样的过程如何被挑战和抗拒。 林静伶（2000）认为女性主义修辞批评有三种预设：第一，修辞文本承载建构父权与抗拒父权的修辞策略。第二，通过修辞策略，我们可以发觉建构父权与抗拒父权的修辞策略。第三，任何人类沟通的产物，包括文字的与非文字的产物，都可能成为修辞批评的文本。 （二）操作 福斯（2004）的《修辞批评：探索与实践》在女权主义修辞批评一章中对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操作已经做出总结。在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操作中，首先应该制定研究问题，选好研究文本。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研究方向出发，再去寻找适当的个案或者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有时候是因为某一个现象或者个案引起我们的注意或者兴趣，再从中思考、形成研究问题加以研究。其次，从选定的文本中选取单元出来进行分析。再者，分析文本。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第一，分析性别（gender）的构建。第二，发掘修辞如何构建父权。第三，发掘修辞如何抗拒父权。最后，将上述的过程用文字形式写出来。大多数修辞批评者认为女性主义修辞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我们不妨在操作过程中总结出该修辞批评的一般模式。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当今社会，女性已经认识到了提高和改善自身条件的必要性，学会了为自己维护应有的权力，在职场上女性越来越占主导作用。但是在很多方面女性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比如说体态的优美方面、疾病（比如乳腺癌）或者事故后，女性体型的不完整一直成为她们无法面对的事实。 本文试图研究各种社会言论如何反抗原本社会对女性的形体的要求，挖掘在文本中修辞是如何构建女性性别，从而分析出性别的构建如何做到挑战父权，挑战男性原本对女性形体的要求。 美国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于2013年5月14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我的医疗选择》，在文中，安吉丽娜劝告女性医疗已经进步，预防癌症的发作可以采取事先的预防，为女性健康进行维权声明。本文将以这篇已经在全球传播的文章为研究文本，挖掘文本中以女性的角度打破女性原本认为的逃避乳腺癌检查、乳腺癌患者进行切除乳腺手术后不能以优美的体态展现在她们的爱人或朋友面前的旧观念，从而从女性主义修辞的视角挖掘出文本抗拒父权、挑战父权的轨迹。 该研究问题的提出，是女性主义修辞批评在一个崭新领域内的新的探索，同时本文也是女性主义修辞批评进程中的崭新一步。 三、《我的医疗选择》的文本背景 我们所认识的安吉丽娜?朱莉不仅仅是一个好莱坞著名电影明星，在朱莉的影视事业处于巅峰时，她没有沉浸在名利之中，由于出国拍戏，她亲眼目睹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瘠和战乱，她决定为这些难民做出一点贡献。2001年她成为了联合国高级难民署亲善大使，开始收养柬埔寨孤儿。所以她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担任联合国高级难民署特使。 2013年5月14日，安吉丽娜?朱莉在《纽约时报》发表《我的医疗选择》，引发全球性对乳腺癌的关注，安吉丽娜在2013年2月2日到4月27日的手术期间，仍然不忘记慈善工作，随英国外长出访非洲，参加G8八国外长会议推进反战争性暴力议题，参加世界女性峰会启动马拉拉基金，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