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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诗歌形式追求和音乐风格演变 　　摘 要：从《诗经》的四言，到《楚辞》的五言、六言、七言句式，发展到汉代，诗歌形式变得丰富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形式，其中以五言、杂言体居多。五言、杂言诗体是汉乐府新兴的诗歌体裁，诗歌形式较自由、灵活。汉代音乐以俗乐为主，同时也比较注重吸收外来音乐，将西域、少数民族音乐与本土音乐相融合，形成了新乐种――鼓吹乐，使汉代音乐形成了形式多样、广博宏丽的风格。在汉乐府中诗歌形式的自由多样与音乐风格的广博宏丽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关键词：五言诗；杂言诗；音乐风格 1 诗歌形式追求 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到汉乐府时期，诗歌形式由单一变丰富，形成了新的诗歌形式五言、杂言诗体，诗歌的自由多样、灵活多变对音乐风格演变具有一定的影响。 （1）先秦时期诗歌形式。《诗经》以四言二音步的形式为主，是一种简单的、原始的、短促的二二节拍的形式。章节的回环复沓是《诗经》结构上的显著特点，即每章的词句基本相同，只换少数几个词语，反复咏唱。《楚辞》是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诗体，在后世称它为“骚体”。它突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形成了抑扬顿挫、参差错落的长短句，大体上以五、六、七言句式为主。 （2）汉乐府诗歌形式。到了汉代，经济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使汉乐府诗歌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形成了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句式形式。汉乐府诗歌吸取了《诗经》《楚辞》形式的长处，摒弃了《诗经》《楚辞》形式的弱点，创造出了两种新的诗型：杂言诗和五言诗，在汉乐府中以这两种诗体居多。汉乐府中的杂言诗，它的句式丰富多样，从一言到二言，再到八言九言，长短不一、错落有致、不拘一格，呈奔逸飞动之势，是一种灵活多变的新型诗歌形式。杂言诗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对诗人歌手束缚较少，非常便于表演演唱，利于表达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复杂的思想感情。五言诗体是汉乐府独创的全新诗歌形式，它兴起于民间，是从乐府民歌中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的音韵节奏形式为“二、二、一”或“二、一、二”形式，句式比较整齐，形势比较自由活泼，音律灵活多变，提高了语言文字的表达功能，使诗的表现力大大增强，使诗更加生动形象，具有更为宛转流走的飞动之美，使诗富有表现力和音乐性。 汉乐府诗歌形式的长短随意、灵活多变的特点，显示了汉乐府形式的流动之美。汉乐府这种形式美的形成与产生，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现象，它是汉代人审美观念的反映，鉴于汉乐府诗与乐是相联系不可分割这一特点，汉乐府诗歌形式它也是汉代诸种音乐艺术在汉乐府诗歌形式上的反映，它与汉代音乐风格的演变有一定的关系。 2 音乐风格演变 从西周、春秋战国、秦到汉代，音乐风格逐渐由雅乐向俗乐转化，加之西域、少数民族音乐的传入，使汉代形成了形式多样、规模宏大、广博宏丽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与诗歌五言、杂言诗体形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俗乐兴盛与五、杂言诗。西周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历史上完整的宫廷礼乐制度，乐被确立了它的社会交往功能，用乐制度、用乐规模有严格规定，雅乐一统天下，居于主导地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礼崩乐坏”，雅乐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代表民间音乐的“郑卫之声”开始崛起，并受到君主、诸侯大夫的欢迎。秦朝时期，俗乐继续发展，秦始皇和秦二世都爱好俗乐。到了汉代，民间俗乐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汉乐府设立了专门管理俗乐的机构――汉乐府，豪富吏民阶层蓄养歌舞俳优纵情歌舞，民间也有专门从事音乐歌舞的艺人出现，推动了俗乐的发展。此时，雅乐也并没有随着俗乐的兴盛而衰亡，而是在李延年这一善用新声的协律都尉的引领下，形成了新的雅乐体系。尽管如此，在汉代，雅乐的用途比较少，它主要用于郊祀祭礼，而俗乐则用途广泛，用于朝会、宴飨、军队仪仗等诸多活动，俗乐居于主导地位。在俗乐兴盛音乐风格的影响下，汉代诗歌形式也出现了相应变化。汉代诗歌以五言、杂言体居多，而这些五言、杂言体诗歌多是来源于民间歌谣，五言诗体诗歌句式比较整齐，生动形象，具有表现力和音乐性；杂言体诗歌中有许多口语因素，朗朗上口易于歌唱。汉代音乐以俗乐为盛，相应的诗歌即歌词，以便与歌唱为主，所以，五言诗与杂言诗在汉乐府中居多；代表雅乐的《郊祀歌》以三言、七言为主，所以三言、七言诗在汉乐府中比较少。 （2）异域新声与五言诗。汉代的音乐丰富而多样，它不仅把本民族的音乐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吸收了各少数民族及西域等外来音乐，如吸收西北少数民族的“鼓吹乐”，李延年将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一曲改编而成的“横吹曲”。对异域音乐的吸纳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说是汉代音乐的一个创新，而正是这种音乐风格的创新，它也影响到了汉乐府的诗歌形式。汉乐府诗歌中的五言诗体是一种独创的全新诗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