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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新:对一场战争纪念方式 　　送达总参谋部的“伤兵特快” “一场战争过后，人们留意的往往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忽略的却是素门凡流的普通士兵，尤其是留下终生残疾的伤兵，这应该就是怪异的战争文化！”苏建新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伤兵文化”的链接和打造，就想通过自己的方式纪念那场曾经的战争。 “你也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你也知道35年来我们大家都很沉默，不想说起个人，也不想忆起那场战争，可战争毕竟给人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印痕，那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抹平的啊！”表面稍显木讷的苏建新喝下一杯啤酒，话也就多了起来。他告诉记者，当年在战场上负伤时才19岁，不过是一个孩子，可住进后方医院里却并没有理会自己的伤势，而是一直在考虑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 “现在想想挺可笑，不到二十岁的一个毛头孩子，却总是去想那些大得不能再大的事。”他说负伤住进野战医院之后，顾不得一只脚被炸掉半边的疼痛，也不想自己成了伤残人将来会怎么样，竟然根据自己的实战体会和经历，在病床上用圆珠笔写出了一份洋洋万言的建议书。然后，他拄着双拐，一瘸一瘸地找到野战医院里的刘政委，恳请人家将自己的那份建议书转呈给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 “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啊！”如今说起这事，苏建新自己都感觉很好笑，可当时野战医院的刘政委却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想尽办法，通过老战友们一层一层的关系，在前线向解放军总参谋部发出了一份军方的“特快专递”。 苏建新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刻进心灵里的日子。1979年4月16日，《解放军报》头版加编者按登载了他的那份万言建议书的一部分。因此，他也成了在那场战争中提出中止刺杀训练的“第一人”。 后来，苏建新的那份万言建议书的另外部分又发表在了《人民炮兵》杂志上，当时昆明军区的《国防战士》报也派记者对其采访，并以《身卧病床，心想国防》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于是，负伤还没好的苏建新一下子成了军内“小名人”。 正是这篇万言建议书，使苏建新走上了写作之路。 1982年春季，苏建新所在部队又在中缅边境打了一场伏击战，对手是大毒枭沙坤的武装贩毒分子。这次，苏建新并不是战斗员，而成了跟随伏击部队一线采访的特派记者。 “大河过来了，小沟里却翻了船。”苏建新说自己很不幸，竟然在这样一次小小的伏击战中再一次受伤，不得不接受现实，退出现役。但关于他那份“伤兵特快”的故事，却在部队传说了很多年，以至于后来有人将其作为细节写进了电视剧中。 “伤兵文化”的一场博弈 2011年4月2日，北京飞往香港的班机。51岁的苏建新透过弦窗遥望朵朵白云，内心充满烦躁和不安。之前，由于伤口经常复发，他按政策申请了离职休养。本来可以扛着钓鱼竿悠哉游哉，不安分的他却跑到北京当起了北漂。 苏建新在长篇纪实《一个越战伤兵的北漂》里有过这样的话：“北京是文化高地，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汲取更多养分，实现‘伤兵文化’的梦想。”作为伤兵，他决计要在“伤兵文化”领域有所作为。正是《一个越战伤兵的北漂》，让他成为前些年的网络红人，这部纪实作品在短短一个月内创下68万点击记录。因此，香港银都集团邀请他到香港参与伤兵纪实片的策划和写作。 在香港，苏建新认识了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曾在越南军队供职的李志，华裔身份，精通汉语，声称参加过大小十几次战斗；另一个是从大陆移居香港的王姓老兵，也是在战争中闯出来的作家。银都集团将他们召集在一起，想通过不同视角拍摄一部有关伤兵文化的纪实片。 三个好汉聚首，自然各自试探底细。李志从攻克西贡到老街防御战，说得头头是道；王姓老兵讲起中越边境作战中的西线战事，就像他在指挥。 “会听的听门道。”李志和王姓老兵一番表现之后，苏建新提出了两个问题：“步兵发起冲锋时最头痛的是什么？负伤后怎样才能撤离阵地？”李志想了半天摇头叹息，王姓老兵说了半天总不切题。苏建新这才告诉他们，步兵冲锋最头痛的是几十斤的背囊如何处理，负伤后战场要发放红、黄、绿三种伤票，没有伤票绝对不允许撤出阵地，越南中国一个模式。至此，李志承认没有真正打过仗，王姓老兵说自己是部队文化干事，没有真正的战场拼杀经历。 一场“伤兵文化”的博弈，后来让三个人成了好朋友，联袂创作出了大型系列纪实片《战争遗产――伤兵们的后续故事》，拍摄后被凤凰卫视播出。再后来，苏建新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创作国内第一部反映伤残军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李志从越方角度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王姓老兵将自己搜集到的素材无偿转给苏建新使用，使这部叫作《国家万岁》的作品出笼后，在北京国际图书展上首次订数突破6800册。 战友，让我替你擦泪 苏建新原本喜欢报告文学，作品获得过各种奖项二十几次。2012年，北京的《法制晚报》、《新京报》、《人民论坛》杂志和中华英模网分别邀他供稿，他答复对方要求时附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