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文化实质.docVIP

论《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文化实质 　　摘 要：从王琦瑶的处世方式和婚恋态度等方面来探讨其形象怎样体现上海精明实惠、功利缜密的弄堂文化，怎样用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诠释上海弄堂的市民精神。阐释女性顽强的生存能力，延续和发展旧上海中层阶级的部分精神特征。虽然从这种精神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上来说，作品的诠释还是有所欠缺，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时代性不容忽视。 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弄堂文化；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211-02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曾将上海人作为中国社会新兴市民文化的体现而大加评论，他按20世纪30年代社会状况划分上海的几个阶层：工商业精英、职员、工人以及贫民阶层。当代文学中以其他几个阶层为主人公的作品并不少见，但职员阶层（也被称为中产阶级）却少受关注，然而这一社会群体在上海曾经发生过极为灿烂和生动的故事。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正是体现中产阶级精神特征的作品，使得这个社会群体再次出现在文学史上。从创作题材来讲，《长恨歌》在王安忆的创作中有很大的突破，以精神探索和艺术创新为主要特点，突破了她以前单一的创作主题，体现了她对大都市生活的独特发现、理解和感受。它将读者领入公寓、舞场和花园洋房的客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老上海故事的巨型分册。本文试以《长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瑶的形象分析为切入口，对这部作品所体现的上海弄堂文化和女性意识作一番探讨。 一、上海弄堂文化的浓缩 《长恨歌》讲述一个旧式上海小姐王琦瑶的故事，上海弄堂的陈谷子烂芝麻被娓娓道出，一直伴随着她从选美到走完曲折坎坷的一生。作品开篇便用极大的篇幅来描述弄堂，因为上海的城市精神明显的体现在弄堂中。弄堂是上海所特有的景致，如同北京的胡同、广州的小巷。“它是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1]。上海的市民就这样进出于形形色色、声色各异的弄堂里。《长恨歌》描写了一种城市夹缝中的上海市民生活，人物的立足点是与弄堂密切联系的中产阶层。主人公王琦瑶是弄堂风貌的缩影，选择王琦瑶作为上海弄堂的代表，是因为“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风采的”[1]。在王安忆看来，“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2]那么《长恨歌》中王琦瑶作为“上海故事的英雄”女性，又是如何用她的一生来演绎这么一曲饱含着长恨的悲凉之歌的呢？ 全书所展开的，是女主人公王琦瑶坎坷崎岖的一生。她的一生，便是用这形形色色的弄堂穿起来的。她的出场是这样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之后又从蒋丽莉的家“在背静的马路一条宽阔的弄堂”中走出来，一夜成名当上了上海小姐的“三小姐”，再搬入“弄堂顶端上”的爱丽丝公寓，成了国民党要员李主任的情妇，过起了沉静的生活。直到战火延烧，王琦瑶被迫离开上海，到了邬桥。邬桥这地方虽美，但它毕竟不是上海，所以没有弄堂的“性感”。不甘寂寞的王琦瑶很快又回到上海，搬进了平安里“那种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之后，王琦瑶就在此演绎完剩下的人生，包括与几个男人的纠葛、生养女儿、老去，也包括她最后的碧落黄泉。王琦瑶的一生只是从一条弄堂走进另一条弄堂，浓缩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上海市民在弄堂的种种精神状态。 二、精明的处世方式 长期以来，相夫教子、操持家政以及厨房手艺被视作“女性的本能”。因此，“家就成了女性的社会位置”。“家”是一个窄小的空间，但却又避免了外部世界的腥风血雨，自成一片宁静的空间。这就决定了上海女儿们的处世态度是精明、谨慎的，这一特征在王琦瑶身上得到充分的发挥：小小年纪就当了母亲的知己，和母亲套裁衣料，陪伴走亲访友；成年的她更是对旗袍的样式、点心的花样、咖啡的香味等津津乐道。王琦瑶是聪明敏惠的，她将一生智慧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些琐碎中，但这首先是以无生存之忧为前提的。这也正是王琦瑶选择成为要员外室的根本。“这是最后的出场，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所以她毫不犹豫地住进了“爱丽丝”公寓。 平凡的王琦瑶终究只是一个上海市民阶层的小女儿，代表着千千万万这样的人物，正如书中所说：“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姐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1]身处40年代的王琦瑶没有像其他人在弄堂里结婚生子、度过精于算计争强好胜的一生。她的一生看似平淡，但不平凡之处就在于时代的变迁对她似乎没有丝毫的影响，她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小弄堂里，王琦瑶和她的朋友们上演了一幕幕爱情、友情的悲喜剧。她谨慎地和她的几个闺阁姐妹相处，周旋于身边几个男人的情爱当中。十几岁的她就已经深谙人情世故，会调用人际关系，甚至使用一些小花招。她虽然期盼去片场，却还要耐住性子，掩饰自己的心意以保持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