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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重读田本相之《论》 　　摘 要：田本相的《论》由曹禺1933年写完《雷雨》之后的生活经历出发，对作家进行创作的原动力“对万恶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恨，对劳苦群众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①的概括已然独具特色。他在对文本解读之先认识到作家视域的改变对其创作动机的影响，在文中不仅论述了《日出》是一部具有革命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意识到曹禺在结构上的创新归根结底是其思想探索的艺术产儿，更是具有突破性意义地打开金钱社会的大门并展示出其中人的异化。 关键词：创作原动力 革命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 人的异化 思想探索 田本相曾在《曹禺评传》的《后记》里说道：“好的传记，是既写出了传主，也写出了作者自己。”②好的评论亦是如此。正如刘西渭曾言批评家是“学者与艺术家的化合”，“批评最伟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③评论者应当尊重被评论对象的全貌而给予恰如其分的分析以指出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特色及影响，发现作家思想变化的原动力与读者认知角度的转移，并从整体上给予文学史定位。而田本相便是在充分尊重与肯定《日出》第三幕的基础上，联系评论界的重视、讨论及演出效果，整体地从思想与艺术的细致观察中作出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评论。 早期评论的确在思想内容分析、戏剧人物探讨、结构特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免存在局限性。“他们的最大盲区是对于凝聚在曹禺的巨大成就中的中国话剧发展的审美动力、经验教训和特殊规律视而不见。”④朱栋霖先生也曾直言早期评论“忽视艺术分析，缺少从艺术的角度去研究艺术家”，没有“从发展观点出发，来考察曹禺戏剧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其前后发展演变”。⑤田先生便在总结早期评论的基础上构建起自己坚实的评论大厦。 一、创作原动力的改变 《论》中，田先生敏锐注意到作家进行创作的原动力的改变。这不仅仅是曹禺自身意识到像《雷雨》般“太像戏”的结构急需调整以平衡批评家与观众的审美，也并非此后的他单纯地醉心于契诃夫那种寓深邃于平淡的艺术风格。宁静的书斋太容易诱惑诗人的心眼，而当人生道路的奔波流荡冲击了他的肉眼而来的刺痛足以使心几近窒息。且不看其家庭的破落带来了什么，自1934年起“这种急速辗转的生活，使他对社会观察的视野扩大了，对社会的罪恶感受得更加深切而焦灼不安了”。① 文学创作过程是研究者不易看到甚至是艺术家所不易自省的，然田先生懂得“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他从创造发生阶段入手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改变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天津、上海的都市社会日益熟悉为作家对都市社会人物的深入观察提供了可能性。伴随着曹禺视域的改变，“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的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①最终“对万恶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恨，对劳苦群众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成了作家进行创作的原动力。 二、革命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 田先生关于“如果说《雷雨》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家庭悲剧，那么，《日出》就是一部具有革命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①的分析则更加独到而有意味。 《日出》是革命的，都市社会被压迫群众对吃人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憎恨，迫切地渴望推翻这“损不足而奉有余”的腐烂社会；《日出》是现实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最突出的政治和经济的现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寡头统治和垄断资本的形成和集中”。①田先生挖掘出作品中造成罪恶的社会根源――整个社会制度的腐朽；《日出》是特色的，在于否定：对于金融社会机体全部腐烂的不可救药的社会的全盘否定和“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诅咒。在于追求：作家用渴望阳光、追求光明的立场来观察现实并反映现实，因此描写出光明和塑造了追求光明的人物而显出理想情愫。在于诗意：曹禺“以无限的惊异，发现了可怜的动物身上人的精神价值，在社会的渣滓中挖出了闪光的东西，他并没有把生活理想化，而是揭示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的真实”。① 《日出》是悲剧，不仅在于陈白露吟咏“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时的凄凉哀怨，也在于即使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也难有温饱的不公平社会给予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磨折，更在于田先生以其锐利的眼光勇敢而具有突破性意义地打开金钱社会的大门发掘出其中难为人所知的人的异化：“金钱是一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它把一切美丑、善恶、真假都颠倒了。”①当那些为金钱而活的貌似清醒者如李石清气急而言：“你为什么疯？你太便宜他了！”⑥竟羡慕起正常之外的癫狂，这专为正常人而设的秩序似乎只有疯癫才能打破。诚如马克思所言：“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⑦“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⑦异化劳动使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与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田先生不同于用社会政治学的“理论”去生搬硬套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