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人口集聚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docVIP

财政分权、人口集聚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 　　摘要中国地方政府的民生类公共品供给不仅受到制度变量财政分权的制约，而且还面临人口集聚的挑战。基于1998-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人口集聚与地方政府民生类公共品供给规模的关系。结果显示：作为一个前后关联的事件，地方政府的民生类公共品供给规模存在着显著且正向的跨期关联；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均与地方政府民生类公共品供给规模呈显著且可观的负向关系，并且负向程度的地区差异不容忽视；样本期内，地方政府对于以人口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人口集聚带来的民生类公共品需求应对滞后，在民生类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中存在着“瓦格纳效应”。在财政分权和人口从乡村向城镇流动和集聚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当统筹城乡之间的公共品供给，矫正具有典型城市偏向的公共品供给机制，以保证民生类公共品的供给能够适应人口集聚的趋势。 关键词财政分权；人口集聚；民生类公共品；系统GMM 中图分类号C9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12-0136-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2.021 如何行之有效地治理地域辽阔和人口庞大的国家，并实现经济增长，考验着人类的生存智慧。分而治之，已经成为各国的选择。不过中国的分权实践有其特殊之处，这种被学术界称之为“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设计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增长和公共品供给尤其是事关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冰火两重天”的重要视角―独特的政治与经济“双轨制”下，中国的地方政府具有鲜明的生产性职能，不仅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主体，也相应地担负起本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供给责任。不知是不是巧合，中国式分权在带来了骄人的经济发展成就及增长迅速的基础设施的同时，各地区的教科文卫等民生类公共品却面临着尴尬的不足和不均。我们的疑问是：在控制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后，是否同我们的直观感受一样，财政分权抑制了以教科文卫等为代表的民生类公共品供给呢？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地区间存在怎样的差异？长久以来，与二元经济体制相匹配，中国的公共品供给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城乡差异和城市倾向性。不过，固化的公共品供给机制面临着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加速推进的人口集聚的挑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在地域上的集聚态势日益明显，集中表现为人口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给分权实践带来的公共品投入的地方化带来了挑战：城市化呼唤地方政府改变原先存在的二元化公共品供给机制，以便为新市民阶层提供与原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待遇，这对地方政府的民生支出构成了直接的压力。我们关心的是：在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好的情况下，民生类公共品占比是否会因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大规模地提高呢？或者说民生类公共品供给规模是否与人口集聚保持了相同的变动趋势呢？ 1文献综述 如何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摊公共品供给责任，一直是困扰各国的难题。经典分权理论认为，更能了解本地居民偏好、供给成本更低、供给效率更高的地方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公共品供给责任[1-2]。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各国通过分权实现了公共品供给的地方化。不过经济学家所期待的分权能够有效地增加公共品供给数量并提高公共品供给质量的理想图景并没有得到实证以及案例研究的普遍支持，相反一些经验研究则发现部分国家的分权实践并不成功。 与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相伴的是公共品供给的不足。“以足投票”和“以脚投票”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的公共品供给模式根植于“中国式分权”设计。在这种独特的制度激励下，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不同性质的公共品供给有着迥然相异的兴趣：地方政府基于政绩考虑，倾向于增加那些能够在短期内促进GDP增长，并且存在较大寻租空间的公共品（如基础设施）。 “硬公共品”服务于资本，能够带来显性经济增长、直接体现当地政府政绩，而科教文卫与社会保障等“软公共品”则更多地服务于本地居民、体现公众偏好。既有文献发现中国式分权造成了地方政府对于增加“软公共品”供给缺乏动力与热情。乔宝云等以小学教育为例，发现中国财政分权并没有带来地方小学义务教育水平的提高[3]。傅勇的系列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不仅抑制了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增长而且显著、可观地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4-5]。郑磊发现财政分权与标尺竞争的结合，共同对省级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产生了负面影响[6]。邓可斌等证实了分权对教科文卫等“软公共品”供给有明显抑制作用[7]。贾智莲等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增进地方政府对教育和民生类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水平[8]。庞凤喜等从Oates关于财政分权度量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权效应假说，发现财政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以财政性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表示）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