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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口移动空间格局变动探究 　　【摘要】本文以人口流动理论为基础，以陕西相关人口流动数据为依据，利用灰色预测和马尔科夫链预测分析了陕西人口移动趋势及空间格局变动趋势，得出持续发展陕西经济有助于改进人口空间配置效率等结论。陕西的后发优势将会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人口已从净流出转为净流入。陕西要建立陕西人力资源供求信息库；政府在居住证办理、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技能培训、人才引进等方面，要采取一系列有助于促进人口城市化的政策。 【关键词】人口移动；灰色预测；马尔科夫链；空间格局 所谓人口移动是指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一种运动过程，它包括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人口迁移指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人口流动是人口在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原居住地而未改变定居地的人口移动现象。人口迁移、流动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国内外理论界在概念使用上分歧较大，“人口流动”（ population mobility）、“人口迁移”（ population migration）和“人口移动” （population moving）往往混用。由于我国长期使用户籍管理制度，故而“流动”与“迁移”不是同一概念。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淡化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本文采用“人口移动”一词。 随着工业化推进和人口移动，中国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1年的51.27%，增长1.7倍，发展迅速，但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却滞后于工业化。陕西省2011年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城镇化率仅为47.3%[1]。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的发展阶段时，各国的平均城镇化率在55%左右，但即使以现行标准衡量，全国及陕西的城镇化率也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陕西省有流动人口589.44万人，流量加大，人口向经济活跃地区和大城镇流动的趋势突出[2]。 一、研究现状概述 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动除人口自然增长外，主要通过人口的迁移流动来实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影响人口移动的因素以及移动的方式尽管存在着差异，但经济因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研究人口移动的重要理论基础[3]。英国学者雷文斯坦（E.G.Ravenstein）在《人口转移规律》一书中指出，受岐视、受压迫、沉重的负担、气候不佳、生活条件不合适都是促使人们转移的原因，但其中经济因素是主要的。雷文斯坦的观点被后人视为开人口转移推――拉理论之先河[4]。美国学者唐纳德?博格（D.J.Bogue）于20世纪50年代末明确提出拉力理论――系统的人口转移推力。其主要观点是：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5]。美国学者李（E.S. Lee）在雷文斯坦的理论基础上，对移动规律提出了更为详细的模式。他把移动定义为人们的居住地发生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变更。库滋涅茨指出，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区域再分布，相互紧密关联，互为变量[6]。M.P.托达罗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他指出欠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乡村――城镇人口流动）决定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二是城市中的就业概率[7]。 国内学者从人口移动与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定性、定量地分析了我国劳动力移动的障碍因素。郭华民（2006）认为，城镇流动移民遭遇最为严重的障碍或阻力就是社会认同的隔离和社会交流与交往的隔离，由于这些障碍，使得他们对在城镇的发展和社会流动形成不确定的预期，同时这些因素也确确实实是他们在城镇继续发展的巨大阻力[8]。柏贵喜、罗义云（2005）认为，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城乡二元劳动就业体制也是一道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樊篱[9]。王国辉、穆怀中（2006）认为，近年来，语言对农户劳动配置的限制愈来愈小。但农户家中有病人需要照顾，有孩子需要照看，或农户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到城镇工作等，这些可能都会对农户家庭劳动配置构成约束和限制，进而影响农户的乡城移动 [10]。傅勇（2004）认为，乡城人口流动的成本是相当大的。它包括房租费、家庭分离的不便、子女教育问题、路费、较高的生活费用、办理各种手续的费用、寻找工作成本，甚至各种心理负担成本[11]。易红涛（2006）认为，城镇对于农民工进入的行业、工种和素质门槛的限制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城人口的流动[12]。龙花楼（2012）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过程中智力资源的严重流失导致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缺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