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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2）单元辅导教学辅导一 “样板戏” 赵树理 朦胧诗 一、关于“样板戏”的相关常识 　　“样板戏”的正式名称为“革命样板戏”。 　　所有的“样板戏”都是在“京剧现代戏”和小说、电影、话剧以及民族新歌剧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京剧现代戏”，又主要是根据“沪剧”、“淮剧”和“话剧”等戏剧形式移植的。“京剧现代戏”，即表现“现代生活”的“京剧”。而所谓“现代生活”，在京剧现代戏中，又主要局限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 　　1958年至1964年间出现的“京剧现代戏”，是解放区戏曲改革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新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个时期，中国文坛刚刚经历了“反右运动”等一系列的批判运动。1962年“阶级斗争”学说的提出和1964年刚刚开始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剧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气氛。一方面，传统文化遭到全面清除，以前的所有文学创作几乎都遭到否定和质疑；另一方面，“二革”（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故又称“两结合”）创作方法成为了创造“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指导原则。文艺问题作为“上层建筑”中一个重要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而戏剧作为一种影响面大的特殊文艺形式，则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京剧现代戏与“样板戏”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样板戏”的许多原则和特征，如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道德教化，从理想化出发，设计情节和戏剧冲突，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等，都是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形成的，其样板化的过程，实际上只是这些原则和特征极端化和具体化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人们对“样板戏”的两种不同态度，也大致与上述两种情况有关。欢迎者主要是在欣赏艺术家们的创造成果，而反对者除了因为个人经历的原因以及对江青的反感外，主要还在于无法接受斗争哲学和道德理想在作品中的突出表现。 　　在1958年开始的京剧现代戏创作热潮中，艺术家们虽然始终坚持着艺术创作的原则和规律，在作品的不断修改中也发挥出了自己独特的作用，但仍然严重地受到“二革”创作方法和“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写作方式的局限和影响，二元对立的斗争哲学和“忠君爱国”等道德理想在作品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1964年前后，江青开始插手“京剧现代戏”，并将《沙家浜》、《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等几部有良好基础的剧作培养成自己手中的“样板”，在“文革”中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的标志，成了当时惟一可以公开演出的剧目。因此，“京剧现代戏”的样板化过程，是政治高压下以革命的名义下强奸艺术的过程，每一次修改甚至每一处变动，都成为了“阶级斗争”的表现。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交响音乐”《沙家浜》是在“京剧现代戏”的基础上，综合了京剧音乐、交响乐、合唱和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之后又出现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等第二批“样板戏”。 1．关于《沙家浜》 　　《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秋。新四军某部转移后在阳澄湖畔的沙家浜留下郭建光等18名伤病员，中共江苏常熟县委委员陈天民将掩护伤病员的任务，交给了地下联络员“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奎和参谋长刁德一暗中与日本侵略军勾结，进驻沙家浜，搜捕新四军伤病员，阿庆嫂将新四军伤病员藏在芦苇荡中，并在沙老太太和沙七龙的协助下，利用与胡传奎和刁德一的矛盾与之周旋，郭建光等伤病员痊愈后，趁胡传奎结婚之机，在阿庆嫂的接应下，一举歼灭敌人。 　　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根据崔左夫的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由文牧执笔，改编成“沪剧”《碧水红旗》，1960年公演时改名《芦荡火种》。 　　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将它推荐给了刚从港澳演出归来的北京京剧团，并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接受任务后，团里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剧本，李慕良等设计唱腔，萧甲、迟金声导演，赵燕侠、高宝贤、周和桐分饰阿庆嫂、郭建光和胡传奎，并突出地下斗争的主题，改名为《地下联络员》。但因仓促上马，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江青观看彩排时，大家都不满意。 　　　　1964年7月23日，在观摩大会期间，毛泽东、彭真、潭震林、康生等也观看演出（这是毛泽东在大会期间观看《智取威虎山》之后观看的第二出现